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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互联网所体现的非理性特征。互联网使得人的非理性和情绪表露无余。一些人往往利用互联网把自己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任何社会，非理性的情绪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作用。很多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表现为非理性。尽管人们不喜欢，但非理性可能是个现实，人们不得不接受。人性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们没有可能只接受光辉的一面，拒绝阴暗的一面。不过，如何平衡非理性和理性就成为关键。如果互联网造就的是暴民文化，那就会是社会的悲剧。在减少和控制非理性方面，研究者在研究两条途径，一是形成网络群体的自律，二是建立政府基于法律基础之上的网络监管。在中国，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既没有看到网络的自律行为，政府方面除了主观随意的政治控制之外，也并没有发展出对网络的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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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政府来说，互联网从积极面说可以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但从负面来说，也有可能导致权力的瘫痪。政府表明权力，表明等级秩序。传统权力是根据客观存在的社会等级组织起来的。如果互联网成为组织权力的工具，会发生什么呢？互联网的本质是开放、分散、分权和扁平化。互联网会使得权力更有效，还是使得权力虚无化？从发展趋势来说，可能是后者。通过互联网，社会可以主导权力的形成，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对政治权力施加影响。就是说，在大多情况下社会是分化的，人们找不到一个整合的社会。分化的社会通过互联网而导致分化的权力体系。互联网削弱权力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获取足够的权力呢？从长远看，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全新形态的社会，一个互联网主宰人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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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社会和政治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这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但在现阶段，无论从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来说，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消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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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如何才能真正缩减政府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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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机构改革的其中一个重大目标是缩减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效率。但是机构改革走过30多年了，除了政府部门的数量有很大的减少之外，政府的规模和政府部门就业人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的增加，当然，政府的效率也没有显著的提高。实际上，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如何控制政府规模？如果提高行政效率？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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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机构改革来临之时，人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过去30多年来在这方面所走过的很多弯路，回答“为什么做了那么大的努力但到现在还没有走出一条路子来？”这一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基础之上，看如何发展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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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肯真正向社会分权是政府本身难以“瘦身”的根源，因此政府机构如果要精简，就要走分权社会的道路。但这并不是说，机构内部的改革没有空间了。尽管大部制改革方面，就官僚机构系统内部的调整和改革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但是如果超越狭义上的大部制，人们就会发现新的改革空间。最主要的就是改革党政关系和缩短从中央到地方间的行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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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首先需要考虑到党政关系。党政关系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是党的机构本身的改革问题，第二是党系统和政府系统之间的关系。就党的机构改革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机构或者行政体制改革仅仅局限于政府部门体制的改革，而党的机构改革从来就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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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邓小平时代，对党的机构改革有过讨论，也有过一些细小的改革。但之后，党的机构改革已经被完全遗忘。这可能是因为行政体制改革由国务院系统负责，而党的机构属于党务，也就是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也就是说，国务院系统不可能也没有权力来谈论党的机构改革的问题。如果党务方面不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这个问题一直会被“遗忘”下去。不过，也很显然，在中国党政不分的制度环境中，党的机构就其实质来说也是总体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并且占了总体行政机构很大的一部分，如果党的机构不能精简，那么总体政府规模很难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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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即党政关系是一个老问题。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从中央到社会最基层，党和政府是两套平行的系统，经常出现互相扯皮争斗的情况，严重影响行政效率。要建立有效政府，在行政改革时也必须把党的系统考虑在内。党政关系始终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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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主政时期曾经提出过“党政分开”，也根据这个思路在一些有限的领域进行改革，但成效不大。现在回头过去看，现实地说，这个目标可能过于理想，很难在中国体制内具有操作性。实际上，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必要实行同样的党政两套班子平行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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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和省两级，可以行“党政分工”的体制，而在省以下可以行“党政合一”体制。中央和省的层面，各方面的事务繁多，党政两套班子有足够的事务要处理。从实际经验来看，在这两个层级，大体上也已经形成了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的格局。这就是“党政分工”体制。如果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高层的体制类似于法国的半总统制和俄罗斯的总统制。在这些制度下，总统和总理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执政党，但两者之间存在着分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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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层级无限扩张已造成了无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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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地方，无论党还是政府面临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务，很难形成“党政分工”的局面，党政两套班子经常演变成互相争取行政权力的局面。在地方层面，执政党实际上仅仅是行政党，是高于政府之上的另一个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地方层面，可以考虑行“党政合一”的体制。广东省顺德区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多很好的经验。顺德的大部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党政“合署办公”或者党政“联动”。但不管用什么样的概念，主要是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缩减政府规模和党政从业人员的总数，二是通过党政一体化机制来强化行政体制的效率和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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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缩减政府规模，下一波行政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可能的重大突破口在于缩短行政层级。中国历史数千年，大多数时间里，行政层级只有中央、省和县三级。在很长时间里（元朝之前），省也只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建国之后，建立了中央、省、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五级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具有非常浓厚的革命色彩，也迎合了建国之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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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推进，行政层级本来也可以缩短。但事实上，不仅没有缩短，反而有了延长。现在的体制是中央、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区、县和乡。如果不算计划单列市，仍然有五级。80年代初开始的以“生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也导致了这个体制的基础，即生产大（小）队的解体。农村现在实行村民自治，已经不在正式行政体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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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一直聚焦于横向的机构缩减、整合和调整。但是从纵向看，行政机构实际上一直处于扩张之中。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错误在于把原来省和县之间的行署改革成为了一级实体政府，即成为现在的地级市。设置计划单列市并赋予副省级也是一个考虑不周的决策。这些决策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要满足向地方分权和推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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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层级的无限扩张已经造成了无穷的问题。中国的行政体制实在太臃肿，机构实在太多。这造成巨大的行政开支，因此也是巨大的社会负担。有人说，较之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政府的规模不算很大。如果从人口的比例来说，的确如此。但西方政府的规模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公共部门，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等。中国因为社会体制建设不健全，公共部门仍然很小，这些领域的政府雇员规模并不大。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制度建设的进展，公共部门的扩张，中国的政府规模必然趋向于扩大。如果不能通过缩短行政层级等举措减少政府规模，政府会大得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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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形成层级太多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行政就是政策执行，“执行”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那么多行政层级，政策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多少次“交易”，行政成本因此非常之大。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交易员”（也就是各级政府）都是自私的，都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修正政策，这导致了政策的变形。当然，种种形式的“交易”机会也为这些“交易员”（政府官员）制造出大量的腐败机会。中国财政资源集中于中央，从中央一级一级地向下分配。每分配一次，也就是每交易一次，就增加一次腐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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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行政层级过长已经导致了中间层次过多。政策变形不仅造成了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而且这些中间层次更是改革的阻力。现在的情形是，中央政府要求改革，一线基层政府也要求改革，而中间层则趋向于保守。它们既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局观，也没有一线政府面对的社会压力。如何克服这么多中间层的阻力而推进改革，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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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行政层级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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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缩短行政层级势在必行，也必须通过新一波的行政体制改革去达到这个目标。如何做？从很多地方的经验看，最底层的乡（镇）成为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难。浙江等省很多年里已经通过“撤乡并镇”等方式，大大减少了这一级政府的数量。在这一步完成之后，乡或者镇可以转型成为县（市）的派出机构。城市的区、街道等改革也同样呈现出这种改革趋势。从广东省的一些地方例如深圳、顺德、南海等地的情况看，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并且仍然有加快推进改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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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前些年施行的“省管县”也已经累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这一体制就是为了弥补80年代行政体制改革的错误，即把行署变成了一级实体政府，处于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阻断了省和县的关系。尽管到现在为止“省管县”的体制局限于经济资源分配领域，即省政府直接把经济资源分配给县，而无须经过地级市，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实行这一体制的地方的发展状况已经要远远好于没有实行这一体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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