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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不同，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仍然具有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人所理解的“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应当欺负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当强求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各种制度形式。多样性事物的共存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理想，即所谓的“和而不同”，或者“和谐”。当然，这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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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都想互相改变对方，结果导致了无穷的冲突和战争。直到今天为止，这两种文化的冲突还在继续。同样，他们也在互相竞争，扩大各自的影响力。西方基督教文明起于地中海，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和穆斯林相比，基督教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其扩张往往和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而穆斯林文化从表面上看受“9·11”事件的影响而处于劣势，但实际上也在快速扩张，并且是和平的扩张。穆斯林信仰不仅已经扩展到原来的非穆斯林地区，而且也通过不同方式，深入到了原来基督教为主体的区域即北美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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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历史上尽管也和其他国家发生过冲突甚至是战争，在国内也发生过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基督教和穆斯林两种文化之间那样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作为世俗文化，中国成功地吸收消化了佛教文化，甚至连最具有特性的犹太教也没有能够避免被中国文化所整合。今天尽管从意识形态上说，中国还是继续拒绝西方宗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主动和西方融合。宗教实际上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容纳宗教？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管怎样，在处理和西方的关系上，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选择。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苏联和中国做出不同选择背后的理性，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即俄罗斯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中国人的世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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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的部分。而美国刚好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这个体系扩张的领导者。美国的扩张性并不主要取决于哪一个政府或者哪一个总统，而更多的是受这一体系的驱动”（见“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2001年）。这种情形现在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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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随着代表中西两种文化的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互动的增多，它们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多。如何应对这种文化地缘转移给中国外交所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是中国今后数代人要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很显然，这种挑战远远超出了外交领域。外交领域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努力减少不同文化所能造成的文化“误解”，增进文化间的互相了解。中国要真正应付这种文化地缘所带来的压力，就只能等待中国文化的真正崛起，一种既体现自己价值又能容纳西方价值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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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地缘政治大转移和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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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从文化地缘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非常实在，但比较容易被忽视。简单地说，当世界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的时候，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频繁接触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从长远来看，接触多了，两种文明之间的信任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在最初阶段，当两种文明还不能互相适应的情况下，频繁的接触表明冲突的机会也越多。本文主要论述为什么这个世纪的地缘政治，已经很快转移到亚太地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美关系，也比较容易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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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首先是地缘经济因素。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言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今天，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三大。此外，印度也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度尼西亚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也有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远不及亚洲地区。多年来被人们称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中间，其他几个国家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及中国一个国家。欧洲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调整。欧美经济对世界经济依然重要，但在其结构调整期间，要扮演世界经济领头羊的角色比较困难。这样，亚洲必然要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世界经济重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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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甚至俄国，其经济战略必然向亚洲转移。从世界历史上看，也是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地缘经济，是跟着世界经济的增长点也就是经济重心走的。例如唐宋时期的中国，18、19世纪的欧洲和冷战期间的大西洋两岸。因为亚洲地区涉及世界上几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到亚洲，也表明代表这些经济体或者主权国家的政府之间，互动也必然增加，并且成为主体。这种互动意味着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重叠。如果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不是互动的主体，那么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但一旦主权国家成为主体，那么经济互动面的战略重要性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即使是经济上的互动也具有了非常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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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移符合“税收国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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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非常符合其“税收国家”的本质。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一直在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来维持其所谓的“世界秩序”或者提供全球性“公共服务”。但这样做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因此，美国也一直扮演着全球性的“税收国家”的角色，即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各国“征税”，来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费用。这一事实也决定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其地缘经济的紧密相关性。如果两者是重合的，那么美国维持其全球秩序的费用就低；但如果不重合，美国所要承担的费用就会很高。显然，并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会随着其地缘经济而转向亚洲。既然亚洲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会扮演世界经济重心的角色，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原因，把其地缘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亚洲。在这里，美国的“税基”庞大，其安全战略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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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战略本身。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变成了唯一霸权国家，或者一霸超强。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庭抗礼，只主宰了半个世界，即西方世界。苏联一垮掉，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就是维持其唯一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利用现存体制来消化中国等新兴国家，也包括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做得相当成功。历史似乎沿着“历史的终结”的道路行走。必须记得，在小布什刚刚上任之初，美国出台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意在对付中国。这种政策调整非常符合西方外交政策的逻辑。因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现存霸权必然会遭受另一个崛起国家的挑战。对美国来说，中国很自然成为美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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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正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很乐观地消化吸收着另一半世界的时候，“9·11”恐怖事件发生了。反恐战争在一段时间里，牵制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的大转移。此后，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界，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主题。非传统安全的主角不再是主权国家，而是非政府组织。因为恐怖主义组织被定义为“邪恶”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反恐战争大大减少了对主权国家的外交压力，尤其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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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必须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也改变着西方人的思维。当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主权国家不再重要，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超国家组织（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要超越主权国家。这种认知尽管反映了国际政治舞台上角色的多样化这个事实，但这种认知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主权国家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变得不重要，更不用说是“消失”了。从今天的情况看，无论是应付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都需要主权国家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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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的反恐战争使得西方政府意识到，恐怖主义是个常态，不可能因为反恐战争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实际上，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反恐怖主义是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因为被西方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的因素，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而呈现出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于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要人们接受恐怖主义是常态这样一种认知。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与其说是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了，倒不如说美国接受了恐怖主义存在这个事实，是观念改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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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回归传统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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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很显然，这种观念的改变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一般国际关系而言，这种变化促使国际关系的主题回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主权国家因此再次成为聚焦点。这里至少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传统安全问题例如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忽视了这些主权国家所从事的安全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西方）将是不安全的。第二，因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恐怖主义）而带来的不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强化主权国家的能力来应付。不难理解，这种认知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战略调整。伊朗和朝鲜问题会随时被提到西方的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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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说，这种认知使得美国再次倾向于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美国“重回亚洲”策略比较容易些。在短短几年里，美国很快明确了“重回亚洲”的政策内容（当然，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实施下去，则另当别论），那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问题的军事战略调整，和围绕着TPP的经济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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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南中国海问题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也有比较新的内容。人们观察到，在小布什当政的早期，美国也曾经试图建立亚洲版“小北约”，即加强美国和亚洲区域内部同盟的战略关系。现在有人说，在反恐时期美国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即使是在反恐时期，美国也在巩固和其传统盟友例如日本、澳大利亚等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上完成了所谓的亚洲版“小北约”的构架。不过，自从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政策目标之后，这种战略越来越明确了，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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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动作。第一，和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第二，扩大和澳洲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洲的变相“驻军”；第三，试图建立新联盟，如印度。（当然，印度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很难成为像日本那样的完全同盟国，除非印度面临自己难以消化的来自中国的国际压力。）第四，努力改善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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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意识到，美国这样做并非其一厢情愿，而是具有来自亚洲的很大“需求”，就是说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卷入。这种需求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亚洲国家相信，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解决亚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这种需求也来自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在前一方面，亚洲国家并不见得一定要排斥中国，而是因为在各个方面，中国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应付和解决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以朝鲜问题为核心的东北亚局势，和南中国海海上航行安全问题。美国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有时候做错误的事情，有时候做成功的事情，有时候做失败的事情，但不管怎样，美国的行动是可预期的。对多数亚洲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强权。中国尽管正在崛起，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没有经历足够的考验。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也尽力显示其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但还没有能力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亚洲国家自然倾向于选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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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担忧和不确定性是个老问题，也比较容易理解。除了日本，亚洲国家都较中国“弱小”（主要是认知上的）。小国家本来就惧怕单独面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各种矛盾与纠纷的国家，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领土（海）上的。这些国家既然不愿单独面对中国，那么就要不抱团面对中国，要不就邀请其他大国来应付中国。即使是日本，这方面的担忧也是很显然的。当然，不管什么原因，邀请美国的卷入是有成本的。但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也愿意以各种方式为美国承担费用，也就是自愿被美国“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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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亚洲”的经济战略则是以TPP为中心的。TPP本身并非为美国创始，但一旦美国卷入，开始主导TPP，其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TPP本身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旦实现，参与国家的很多方面的“经济主权”势必遭到削弱。现在人们还不知道，想参与其中的一些较穷的国家例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如何消化TPP的压力，因为它们和美国经济水平相差实在太大。即使是日本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也不见得能够消化。对一些国家来说，参与TPP的谈判，其政治战略理性要大于经济理性，甚至是为了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也就是应付中国的考量。尽管人们不知道TPP最终如何实现，但在中国看来，其发展趋势类似于冷战期间西方所实施的“战略性贸易”（strategic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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