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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身的外交行为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很多领域，从传统恪守单边主义转向发展多边主义。经济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接受了多边主义。即使在敏感的战略领域，中国尽管显得保守，但并不拒绝多边主义，明显表现在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的进展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制定自己版本的“门罗宣言”，把美国力量挤出亚洲。恰恰相反，中国一直在调整自己，容纳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在政策话语方面，中国从早期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到近来的“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为了容纳美国。在安全战略层面，中国也有相当的努力。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近年来已经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对岛礁的“主权争议”区分开来，承认美国等国家在“海上航道安全”方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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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威胁”主要不是现实的，而是“认知”上的。也就是说，美国主要是恐惧于中国最终会把其挤出亚洲，从而使得中国实现其自己版本的“门罗宣言”。美国的这种“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这需要深入的研究。很多因素都在发生作用，这里既包括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结构性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也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互相信任的缺失等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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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话语变得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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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的深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在早期，也就是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时，中国比较依赖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和技术。但当中国在短短的30年间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并且其资本开始“走出去”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开始有了很不相同的想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很多经济体开始对中国产生依赖，尤其是在经贸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日本、韩国到东盟国家，在和中国的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尽管这表明它们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取了不少的利益，但同时也说明了这些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第二，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国家开始考虑经济和战略之间的平衡问题，就是说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长远来说是否能够持续的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忧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一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变得不可扭转，是否会促使中国重新回到传统版本的“朝贡体系”，即中国确立其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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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亚洲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尽管中国的高层一直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战略，但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使得这个官方话语变得无效。第一，执行层的问题。中层官僚阶层的外交行为，开始表露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中国周边多是小国，自然对中国官员的态度十分敏感。中国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等官员，甚至外交官员，在和小国打交道时，缺少“小国意识”，缺失足够的专业主义精神，使得小国家错误地感觉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第二，中国的外交在中央层面呈现多元角色，往往缺少协调，一些非外交部门经常取代外交部门，发表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言论，并且表现得耸人听闻。第三，中国也经常为周边国家问题尤其是朝鲜问题所拖累。亚洲国家往往认为中国应当对朝鲜不负责的国际行为负责。第四，民间声音和话语的激进化，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中国民间也有理性的声音，但无论是本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经常张扬那些极其非理性的声音，从而给亚洲国家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印象，好像全中国都是毫无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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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宣布“重返亚洲”。美国“重返亚洲”是如何影响着亚洲秩序呢？这里包括中美关系、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和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首先，“重返亚洲”改变甚至中断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互相调适。尽管美国“重返亚洲”到目前为止更多的是表现在言语上而非行动上，但这足以改变一些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值。一些国家以为美国会像往日那样（冷战时期）投入大规模的力量来应对中国，形成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对立，从而想提前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这尤其表现在那些和中国有海上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很显然，这些国家的选择也趋向于迫使中国中断继续向这些国家调适的努力。尽管中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还是防御型的，但足以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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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亚太区引入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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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改变亚洲国际关系的性质，即从重经济、轻战略，转向重战略、轻经济。这是由美国国家能力特征决定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其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就是经济和军事平行进行，但现在经济不行了，军事便先行。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是以军事领先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引入了战略竞争。这种变化也迫使中国开始把重点从原先的经济层面转移到军事战略层面。不难发现，这些年来，亚洲国家之间呈现出激烈的军事竞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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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亚洲”更是影响着中美两国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即双边关系和表现为结构特征的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指的是中美两国之间不涉及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中美关系又构成了亚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中美两国各自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多年来，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尤其是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以至于美国一些学者把此称为“中美国”。但美国战略竞争的引入使得这两个层面的中美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并且是互相“感染”。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上的竞争更多的是良性的，但战略上的竞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一旦中美双方进入战略竞争，“中美国”就会不断分离，两国便不可避免会走上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式的竞争，或者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式的竞争。其结果是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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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毋庸置疑，美国“重返亚洲”的根据是其所认知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美国的行为有其必然性。中国也很难改变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如果美国“重返亚洲”是要平衡中国力量，中国也必须找到平衡美国力量的手段。这种手段便是和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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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中国需要对中美关系做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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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宣布“重回亚洲”以来，亚太地区局势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广度和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有美国的努力，也有一些亚洲国家的努力。美国本来是个“世界警察”，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秩序”。不过，最近几年美国在大力缩减其他地区“维持秩序”的力量的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了“维持亚洲秩序”上。同时，亚洲一些国家也感觉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回来，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区域国际秩序。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中心角色就是中国。结果，往日那些被其他议题诸如经贸合作所掩盖下的所有矛盾，都纷纷浮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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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局势的急剧变化，可能是中国根本就没有预期到的。中国一直相信其能够和平崛起，相信既然自己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莫大的好处，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就会接受中国。不过，今天的局面和中国的预期显然相差很远。因为不如预期，中国内部的很多方面也似乎已经乱了方寸。尽管外交系统还是一如既往，其他包括军方在内的很多部门和社会都动起来了，至少在情绪上如此。在民间，民族主义更趋向于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主题，好像要和美国迎头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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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是以美国为轴心的。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外交必然围绕着其他大国，大国外交成为重中之重不难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始，当时中国和美国结成“联盟”来应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毛泽东之后，这种政策更趋明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等政策话语是针对美国的。邓小平之后，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发展出了“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等政策话语。后来还专门就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政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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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怀疑中国对和平的渴求，中国的种种话语表达的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想。不过，理想主义不仅往往和现实有巨大的鸿沟，而且也可能导致理想的反面。要实现亚太和平，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对对方放弃理想，而转向现实主义。换句话说，只有着眼于现实的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才不至于走向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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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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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自己所希望的国际和平？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故事是这样的：雅典和斯巴达两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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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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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重返亚洲”表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现实主义性质。尽管美国人说，其“重返亚洲”的目标是亚洲的秩序及和平，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要“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但实际上很清楚，美国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亚洲的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另一些国家则在观望。这种情形，又和修昔底德当年所观察到的希腊其他国家的行为何其相似：“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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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成为事实，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很显然，中国如何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中国如果也陷入这个陷阱，战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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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针对与美国的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种种政策话语，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在重复中国并不相信这种陷阱。但是，现实地说，要避免战争，光有主观上的政策话语并不足够，而是要找到确实的方法来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从现实的情况看，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话语，并不具备导向任何能够实现这些理想的工具和手段，一旦形势恶化，中国感受到外在的“威胁”时，就必然出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语。从今天中国各方面所表达的情绪性语言，或者所进行的各种政策争论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在很快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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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陷入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抛弃对美国的理想主义认知，而对其（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对自己本身的国家利益，还是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的思考，不能注入任何的理想和人为的感情。越现实，越有可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毕竟，从历史上看，国家之间也有和平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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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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