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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转向供给侧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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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单纯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意图是，通过针对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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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将供给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升因素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包括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创新、制度等。其实，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也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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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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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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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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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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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的关键期。在历史转折阶段，一方面，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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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供给”动力不足，旧常态模式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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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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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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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显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3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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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高投入”难持续。以资本投入为例，中国35年来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个百分点，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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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高消耗”难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现有的经济合作模式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目前来看，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为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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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低效益”难持续。增量资本产出比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严重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内在要求。虽然通过加快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根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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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低成本”难持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进入下降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3 727万人，比2011年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27万人。根据人力模型预测，“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平均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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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1994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的31.8%，并预计将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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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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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传统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数据显示，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拉动更是延续了几年。2009年负拉动4.1个百分点，2010年负拉动1.4个百分点，2011年负拉动0.8个百分点，2013年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小幅负拉动0.1个百分点。现实需求“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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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费模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之外，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同时，消费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社会保障等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此外，目前中国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和国企红利分配制度，诸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收益和国企利润可以由企业支配，导致企业未分配利润越积越多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可持续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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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影响净出口需求增长的因素看，近几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此外，TPP+TTIP+PSA（多边服务协议）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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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除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目前，TPP已经达成协议，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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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增长因素看，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别是引致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投资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是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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