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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费模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之外，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同时，消费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社会保障等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此外，目前中国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和国企红利分配制度，诸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收益和国企利润可以由企业支配，导致企业未分配利润越积越多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可持续消费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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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影响净出口需求增长的因素看，近几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此外，TPP+TTIP+PSA（多边服务协议）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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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除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目前，TPP已经达成协议，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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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增长因素看，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别是引致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投资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是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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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许多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国内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能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难以满足，资本形成需求面临着供给方面的硬性制约。而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的投资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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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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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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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事实上，中国新旧供给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新供给不足，老供给过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知识、劳动、资本、资源等创新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其发展的新思路就是要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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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提升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空间。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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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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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地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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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并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应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并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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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国“新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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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正处于关键历史机遇期，也是动力切换、结构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必须下大力气挖掘培育一批“新经济”的动力群，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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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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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我国实施新一轮全面对外开放大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须树立“大开放观”，实现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外围向中心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四个转变”，全面构筑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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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构筑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重点的自贸区战略。面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规则优势”，中国必须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步伐，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的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竞争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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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和迎接机遇的眼光看待TPP发展。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自由贸易协定）、“10+3”和“10+6”，以及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的建成，确保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稳步推进，加强同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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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高标准为目标倒逼国内经济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体系，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环保能源资源标准，保护劳动权益和知识产权，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国内消费能力，打破国企垄断，开放市场竞争。加快全球更高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标准在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甚至可以待国内自贸区成熟后，在适当的时机加入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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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围绕TPP和RCEP形成一个“伞形协定”。可在关税减让、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设定介于TPP和RCEP之间的中间标准水平，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亚太自贸区（FT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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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网络，逐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亚欧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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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深化“走出去”战略，实现从GDP到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新跨越。随着2014年我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GDP或GNI（国民总收入）已不足以真实反映国民财富能力，应更注重GNP指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有8 800多亿美元。深化“走出去”战略，带动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将要素禀赋优势升级形成对外投资新优势。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我国全球贸易布局、投资布局、生产布局的重新调整，进而推进国际产业链和产能合作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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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服务贸易”作为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突破口。2014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 0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6%，但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了6.5倍，但从规模或比重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源、劳动力密集型传统行业，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服务贸易结构严重失衡，也导致我国成为全球服务进出口逆差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国际竞争力而言，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远低于美欧等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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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增强“中国服务”国际影响力，作为“十三五”重大任务。把2020年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量比重提高到20%，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服务贸易规模，着力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准入，实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平等竞争与合作，促进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要牢牢把握服务外包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以培养服务外包龙头企业为重点，以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为依托，改善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外包。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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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双创”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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