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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通过设立投资负面清单、政府权责清单和监管清单的方式明确政府和市场权限，为创新创业创造法制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扫除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在创客空间、创新工厂等孵化模式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和个人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开放公共服务平台，大力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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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建设支持创新创业的投融资体系。发挥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和财税政策作用，推进风险资本基金、成长贷款基金、创新基金，实施研发种子资本计划，建立科技创新银行，发行科技债券，加快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可设立国家创新保险基金，不仅可以解除融资抵押的约束，避免借贷抵押对中小创新者产生的挤出效应，既有利于大型研发投入，也有利于中小创新项目对资金的需求，全社会的创新效率将因此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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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趋势日益明显，技术在全球流动转移日益活跃。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必须积极构建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帮助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筑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全球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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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信息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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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信息和数据存量、增量巨大。中国是全球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拥有庞大的数据生产和数据消费主体。全国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用户数超过了2.5亿户，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达9.37亿户。根据IDC（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国2013年的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开支为1 79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1 73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ICT市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ICT市场，其规模是中国市场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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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信息经济增长速度和体量规模可观。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信息经济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规模同比名义增长21.1%。信息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58.4%，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的测算，同期美国、日本、英国信息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9.4%、42.2%、44.2%。2014年，我国信息消费的规模是2.2万亿元，同比增长28%，带动GDP增长0.64个百分点。按照发展趋势看，2015年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将超过GDP增速的3倍以上，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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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将释放出巨大能量。信息经济与产业融合将形成下一代制造业形态、下一代贸易形态、下一代物流形态，对传统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系统重构。埃森哲的报告显示，产业物联网将尤其推动成熟市场的经济增长。到2030年，产业物联网的资本投资及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将为美国累积贡献GDP 6.1万亿美元。中国将有望从产业物联网中实现更显著的经济效益。如能落实支持产业物联网发展的各项措施，到2030年，中国累积GDP将增加1.8万亿美元，相应GDP较常规预测水平提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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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服务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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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服务业是关联度极广、渗透性极强、社会效应极大的综合性产业门类。当前，中国已进入服务业高速发展的轨道。近些年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不断扩展和延长，其覆盖范围逐渐从加工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制造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制造和服务逐渐相互融合，全球生产经营活动日益被纳入到全球生产服务体系。服务在企业产值和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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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来的政策着力点看：一是大幅提升生产服务性要素的供给能力。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必须通过外部进口先进的生产者服务来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需求，增强信息、研发、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升级。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三是大幅增加对服务类公共产品投资。建立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通过PPP（公私合作模式）等形式，鼓励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信息等领域的社会投资。四是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着力打破服务业领域垄断。破除服务业的行政垄断，推动监管制度创新，加快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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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价值链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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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向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投资，促进价值链全面升级。我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环节，而高端制造业产品则供应不足突出，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建材、石化等九大主体制造业均是如此，这就构成未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和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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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端产业投资力度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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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我国制造业投资过去几十年以扩张产能为主，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属于薄弱环节，如2012年，我国36.5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建项目达到25万亿元，技术改造额度仅为5.2万亿元，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比值从1995年的40%，下降至2005年的25%，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20%。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基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投资需求会非常巨大，投资增长仍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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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201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0.88%，“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值为期末达到1.5%，而美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3.35%，差距显著。中国关键产业的研发强度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相应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63%、1.51%、2.18%，未来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中的不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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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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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中国制造2025”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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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绿色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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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是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会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落实，也意味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作为一项重大国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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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制度变革令三大发动机释放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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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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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发动机”之一：制度变革释放经济红利的逻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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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有四组基本动力：需求边动力（投资、消费、出口）、要素投入动力（劳动力、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中国特色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变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依赖于制度变革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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