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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制造业发展重点逐步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端产业投资力度有很大的扩张空间，必须高度重视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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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我国制造业投资过去几十年以扩张产能为主，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属于薄弱环节，如2012年，我国36.5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建项目达到25万亿元，技术改造额度仅为5.2万亿元，技术改造和新建项目比值从1995年的40%，下降至2005年的25%，2012年进一步下降至20%。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基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的投资需求会非常巨大，投资增长仍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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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大幅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201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0.88%，“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值为期末达到1.5%，而美国制造业研发强度为3.35%，差距显著。中国关键产业的研发强度明显低于领先国家，美国制药产业为24.5%，电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产业为14%~19%，交通运输业（除汽车）为11.5%；而中国相应的研发强度分别为1.63%、1.51%、2.18%，未来必须下大力气彻底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中的不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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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要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培育一批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支持企业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发展和延长国内价值链。政府除了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支持之外，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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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着力增强零部件以及装备制造业，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进口大国之一。在最大限度促进零部件进口技术溢出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制定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加强零部件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国本土企业的零部件生产质量和工艺，走出我国核心零部件过分依赖国外的困境，突破“为出口而进口”的被动贸易模式；另一方面，促进产业内分工发展，通过“强基工程”，以“中国制造2025”为核心和重点，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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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绿色经济及其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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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是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全面专题部署的第一个文件，是对中共十八大及中央全会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落实，也意味着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作为一项重大国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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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制度变革令三大发动机释放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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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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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发动机”之一：制度变革释放经济红利的逻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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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发展有四组基本动力：需求边动力（投资、消费、出口）、要素投入动力（劳动力、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中国特色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变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依赖于制度变革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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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或改革，下面用改革表示）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流行说法是“释放红利”。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自此“改革红利”成为热词。红利本是上市公司在完成弥补以前亏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支付股息后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分配的剩余利润，但现在红利一词已被推广了，有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等多种说法。“改革红利”可理解为通过制度变革带来的全民效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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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释放红利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验证。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了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原因何在？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改革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速度有那么大的差异，也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取得了较其他改革较少国家或改革失败国家更大的经济发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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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什么能释放红利？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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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社会对改革也存在争议，本文的改革是指能带来“正面效用”（含效率和公平等）的改革，那种假改革之名推行的不利于改进效率和公平的“伪改革”不在讨论范围之列。回到红利的原始本义，改革释放红利的核心含义应是改革带来全民（或绝大多数人）效用的增加。之所以用效用而非效益一词，是因为效用包括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更能反映改革目的的全面性，有的改革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但能带来非经济效益，如公平效益和环境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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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的理论逻辑来看，改革之所以能释放红利，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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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改革可以降低多种成本。在总效用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就是直接提高效用的途径。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指除生产成本之外的所有成本（含运输成本、营销成本、信息成本、组织运行成本、学习成本等），而不限于市场摩擦成本。科斯以前的经济学只看到了生产成本，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后，打开了科学研究制度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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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效率较低？因为其交易成本很高。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取得了连续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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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改革了30多年，但目前中国的体制和制度仍然不完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全面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如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就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激发市场的活力，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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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改革可以创造新的效用。改革可以通过革除旧的制度而建立新的制度，通过合理、公平配置各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保障产权、自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和公平分配权等，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空间，带来新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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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用或效益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资金运用效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等；另一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较高效的地区、产业、企业、项目和劳动者上，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就是优化配置资源的途径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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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应包括上述两种效率，而不仅仅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效率。而通过制度改革建立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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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改革释放红利的基本途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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