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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改革可以通过保障公平分配权，创造新的需求空间，释放红利，如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就可以扩大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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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改革可以通过建设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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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及时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性的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准确信号，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不完全而带来的效率损失，释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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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企业体系，促使各类企业主要通过自身竞争力而非垄断特权来获取效益，减少资源的错误配置，释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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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改革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减少“寻租”空间，改善政府服务，释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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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改革可以通过优化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配置关系，激发活力，形成动力，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释放出各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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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深切体会到改革的威力、意义和重要性。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地方已经改得差不多了，现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啃硬骨头”，需要对过去的改革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需要对未来改革的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对改革释放新红利的路径进行准确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释放出较过去30多年更大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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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发动机”之二：结构优化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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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产业转型升级等？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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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很多？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较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具体表现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可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而发达国家大多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没有多少“结构优化生产力”可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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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结构优化生产力”？简言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经济结构优化中，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因而带来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是一种“过程性动力”，它上联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下联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等“根源性动力”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过程性动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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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增长有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边动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中国特色动力，共四大类基本动力。其中，“结构优化生产力”属于第三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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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如何释放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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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工业化。工业化本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含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的动力来自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工业劳动收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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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工业的分工协作更发达，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基本是工业化国家，即使是荷兰、新西兰等“农业国”也是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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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启动了内生工业化过程（与20世纪50年代的赶超型工业化有所不同），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分工协作达到新的水平，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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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城镇化。从人本角度理解，城镇化的本意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村有土地、有资源、有农业、有好的生态环境，那为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向城镇迁移？主要是因为农村多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比重高，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分工协作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就业机会较少，因而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农村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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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城镇居民，因而强化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意志。同样一个人，在农村传统农业中劳动，因分工协作不发达等原因只能获得5 000元的年收入，而一旦转移到城镇，则因进入到更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年收入会很快提升到20 000元以上，增加了几倍。千百万个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就是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显著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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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分工协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区之所以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因为它能为各个城市或地区带来共赢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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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表现为区域组织的一体化、政策的一体化、规划定位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一体化、人口布局的一体化、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品牌的一体化等方面，或者其中的某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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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体化，都有利于各个城市或地区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高度同构，减少重复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协作效应，实现共赢发展。反过来说，如果各地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不能建立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必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源浪费等，降低甚至破坏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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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含义是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或上档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有产业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化、产业融合化、产业信息化、产业国际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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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了，产业也必须随之转型升级；二是“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了，不转型升级就不能消化这些高成本。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环、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的比重，这会提高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产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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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还有巨大潜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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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巨大的具体表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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