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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工业的分工协作更发达，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基本是工业化国家，即使是荷兰、新西兰等“农业国”也是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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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启动了内生工业化过程（与20世纪50年代的赶超型工业化有所不同），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分工协作达到新的水平，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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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城镇化。从人本角度理解，城镇化的本意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村有土地、有资源、有农业、有好的生态环境，那为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向城镇迁移？主要是因为农村多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比重高，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分工协作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就业机会较少，因而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农村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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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城镇居民，因而强化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意志。同样一个人，在农村传统农业中劳动，因分工协作不发达等原因只能获得5 000元的年收入，而一旦转移到城镇，则因进入到更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年收入会很快提升到20 000元以上，增加了几倍。千百万个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就是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显著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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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分工协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区之所以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因为它能为各个城市或地区带来共赢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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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表现为区域组织的一体化、政策的一体化、规划定位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一体化、人口布局的一体化、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品牌的一体化等方面，或者其中的某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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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体化，都有利于各个城市或地区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高度同构，减少重复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协作效应，实现共赢发展。反过来说，如果各地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不能建立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必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源浪费等，降低甚至破坏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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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看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含义是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或上档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有产业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化、产业融合化、产业信息化、产业国际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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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了，产业也必须随之转型升级；二是“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了，不转型升级就不能消化这些高成本。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环、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的比重，这会提高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产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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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还有巨大潜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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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巨大的具体表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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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国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部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大部分地区走入后工业化时期至少还有一二十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工业化“结构优化生产力”。由于全国发展不平衡，即便是部分地区已完成工业化，也还有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由此形成工业化的“滚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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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30%~70%时属于城镇化加速阶段，显然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按照目前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速度，到城镇化加速阶段70%的终点，还有15年左右。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城镇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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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尽管过去已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的雏形，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但大多还在形成中，远未成型。本届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带动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热潮。这也会产生巨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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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各地都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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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而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的情况，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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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发动机”之三：要素升级成经济发展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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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但人们在讨论生产要素时大多只注意到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其实，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顺利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升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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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并重点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对策。之所以近期不断出台有关创业创新的政策，是因为形势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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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人口红利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逐步饱和、投资边际效益下降、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高峰期结束等，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走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模式。形成质量效益型新模式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赖于新动力——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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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升级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之一，与土地、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质的提升”。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一是技术进步，如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突破；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人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其他各种素质的提高；三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资金流通速度加快等带来的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四是基础设施（广义生产要素）的升级，如高铁对传统铁路的改造，大幅度提高了铁路的运能；五是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产要素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内部，要素升级既是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也对制度变革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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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是创新驱动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技术创新、人力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或服务创新等。而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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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创新驱动与要素升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交叉。技术创新主要是寻求技术进步，人力创新主要是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模式创新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组织创新对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有很大的依赖，管理或服务创新则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升等。总之，欲实现创新驱动，必推进要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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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中等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而与要素升级有密切关系。当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农业转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后，必须要通过要素升级，由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普通要素，转向主要依靠迈克尔·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即资源配置实现由“吃资源”向“吃知识”的跃升后，才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就有可能像拉美、亚洲其他许多国家那样陷入其中，只能长期呈现经济低迷增长的局面。而转向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高级要素”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要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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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目前推进要素升级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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