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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说明，即使在中央政府减税清费意愿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这样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大政方针，在地方总体上并没有被执行，并且还在恶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四级政府运转没有正规和大额的税收所保障，行政事业机构太多和人员庞大，协编临编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协编临编人员工资社保的增长，形成了最大限度收税，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运行体制，地方已经形成了向商户和企业千方百计收费罚款的强有力机制，各类国务院的文件也已经难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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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融资的高利率，已经重创实业。①银行方面，从民营经济的银行融资看，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一般需要12%，中型企业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业在20%~25%。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并降低利率，但实际上大多数银行机构并不听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断上浮的贷款利率，抵押物、担保费、咨询费、强行搭售理财产品等五花八门的要求也让企业不堪重负。②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小贷公司，其平均贷款利率高达20%。 ③近年兴起的网贷，在2014年一季度时，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虽然下降为16%。仍然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 ④民间借贷方面，根据2014年5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在7 500亿元，全国范围看，民间借贷利率为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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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银行表外，通过信托、租赁、理财、小贷公司放高利。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到流动性中的钱又变成了高利贷，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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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体制环境仍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世界银行对189个经济体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全球营商环境的评估中，包括营商环境便利度、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产权、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中国内地排第90位，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证”在全球排名倒数第11位。“开办企业”一项，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2014年的151名升至128名，但在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续中，完成这些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以及最低实缴资本等方面，仍然是排在后面的国家。如果反腐松懈，体制不能向负面清单管理彻底转轨，对行政权力的约束监督制度建设不能配套，创业投资建设经营环境恶化可能会复归。中国的营商环境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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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创业者和企业家们对产权保护、司法体制能否清廉公正、未来所有制走势等，不甚明确，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也是国内投资实体经济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恶法和司法腐败，随意侵扰和吞噬企业资产，通过抽逃注册资金为罪等这样的恶法条款，加上公检法等机构可以在此类案件中提成和拍卖资产创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拍卖其资产获得政府罚没收入；甚至有的官商勾结、徇私舞弊，通过司法途径将正当企业的资产拍卖转移给利益相关的侵吞者，使一些民营企业家投资和经营有恐慌和不安感。还有许多民营企业家，感觉这个社会总归要“打富豪、分财产”，没有资产的安全感，最好还是“见好就收，小富则隐，转移国外”。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已经移民、停业和向外转移资产，许多民营企业家还在观望，犹豫不定，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转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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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高风险与政府国企投资再难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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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消费主导推动力度不够，特别是经济下行期，更要政府主导投资于交通、新能源、水利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包括加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力度，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特别需要指出，一是2008年年底实施的投资扩张政策，造成了2009年开始的地价、房价和消费物价的过快上涨；二是借债投资使得政府、国企和房地产商的资产负债率提高，经济下行和土地财政的收缩，使还款的违约风险加大，银行坏账率也上升。如果再将2008年年底的大规模投资来一轮，可能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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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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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206 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是29 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是66 504.56亿元。即使不算2015年增加的债务，目前外汇储备负债计算在央行资产表上，如果算在财政资产负债表上，加上2014年9月末3.89万亿美元，合人民币24.12万亿元人民币。虽然国家审计局核查地方政府借债截至2013年6月为10.88万亿元。但是，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透露，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该行测算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2014年11月20日报道的标普的分析暗示，31个被调查的中国地方政府债中，15个应评为“垃圾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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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方政府难以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将形成债务严重违约和展期格局。①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资还款的主要基础，但是住宅严重过剩，住宅用地市场火爆不再。从2014年10月土地供求情况看，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土地2 279宗，环比减少14%，同比减少42%；成交面积4 801万平方米，环比减少35%，同比减少63%；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 317亿元，环比减少8%，同比减少56%。②2014年由于经济形势下行，加上近几年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的增量部分向中央财政集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幅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发放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都困难的局面，更谈不上顾及对本级政府以往债务的还本付息，只能等中央银行再一次核销，或者中央财政出资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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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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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高负债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国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率已经处于过高水平，企业负债占GDP的比例高达105%，不仅高于日本、美国、意大利，甚至接近于英国、法国的水平。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500强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4%，远高于发达国家大企业50%~70%的平均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也指出，中国市值最大的前10%上市公司全球资产负债率较2003年上涨10%，是整体上涨幅度中间值的两倍。其中，工业、原材料、公共建设和房地产等行业上涨最快。2014年三季度末，钢协会员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72%，银行贷款总额超过1.3万亿元；中国铁路总公司资产总计5.45万亿元，负债率超过64.77%。2014年前三季度，45家上市房企的平均负债率为74.56%，中小房地产企业负债率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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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不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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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为8 277亿元，不良贷款率从9月底的1.16%升至1.23%。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依据相关模型的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四个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8 973.21亿元、9 715.73亿元、10 506.57亿元和11 347.37亿元，不良率分别为1.29%、1.36%、1.44%和1.52%。在不良贷款压力大增的情况下，一些银行采取了一些延缓措施，对一些“准风险”或风险项目继续提供信贷支持，延缓风险暴露，这在客观上加大了信贷风险程度。有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账面不良率“低估”和“大幅低估”实际信贷风险的受访者明显增多，其原因在于关注类、次级贷款的账面风险与实际风险偏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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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下行的国民收入挤压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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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方面看，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从流程上看，需求需要支出，支出需要收入作为基础，而生产形成供给；供给从形式上讲，实际是收入法形成的GDP。因此，“……→商品和服务生产者→商品和服务供给→形成在企业、银行、居民和政府间分配的收入→投资和消费支出→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收入→……”是一个循环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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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受到人口“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和城市化“青出老回、未化先滞”的影响外，从体制及其运行看，国民收入流向政府银行国企部门相对越来越多，流向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相对越来越少，向后者流动的国民收入比例受到了前三个部门逐年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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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需要更多的国民收入；而更多的国民收入，需要更多的税收、费项和罚款；而收上来的更多的国民收入，又促使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已经提上改革议程，但是我认为，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人民——人大——税收——预算——行政机构人员规模”之间现代和有效的审议、批准和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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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融体系的高利润，实际上是从居民低存款利率和实体经济高贷款利率中获利的，也就是从居民收入和实体经济中吸取了相当部分国民收入。其后果是，实体经济的利润被转移，民营经济对实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等投资的意愿大大下降。造成高利贷经济泛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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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负担过重，用地成本过高，社保工资等用工成本上升，房价高企，一方面，这些方式越来越多地使行政和事业部门再分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不仅机构人员膨胀，而且“三公消费”也有了财源；另一方面，企业的利润被过分挤压，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一些房奴等，其消费更是被挤压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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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这样的流程，造成相互关联的国民经济运行后果：①在外部出口需求降低时，无法由国内需求来平衡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供给，发生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之间的不平衡；②国有企业投资，包括一些民营经济的投资，由于居民收入部分相对被挤压，其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即供给，无法由居民需求所消化，发生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不平衡；③由于住宅供给过剩和城市化的“未化先滞”，加上制造业回落和中小企业不景气，土地财政和税费收入的增长空间受到影响，而前几年政府借债、国有企业负债率上升、产能过剩，给金融体系积累了巨大的风险，杠杆方式的投资已经了受到极大的限制，重启政府再如2008年年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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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收入流程及投资与消费等经济运行的扭曲和不畅，必然使消费和投资景气，即需求活力受到影响；而沉重的税费利息等负担，则使国民经济的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活力，又受到重创和压抑。这样扭曲的国民收入流程，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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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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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转变：第一，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说，经济萧条了财政就扩大赤字，经济膨胀了财政就收缩赤字。货币政策从需求管理来看，就是经济萎缩了就扩大信贷规模，通货膨胀了就收缩信贷规模，这是需求侧的管理办法。供给侧管理是说，西方有一个供给学派，它提出要减税，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是两个方面，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费，而增加消费还有几个连带作用：第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第二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给可以良性互动，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有需求才会购买，光投资建厂生产出产品，最后没有就业，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就业人数少，却造出很多产品，最后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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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总量调控就是我们调控财政发债规模、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贷款的行政指标控制，这些都是总量控制，但问题是总量调控往往在调控严厉的时候首先受影响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一旦压缩贷款就是保国压民、保大压小、保政府压社会，这样将导致就业情况恶化。而贷款增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上，这些项目对就业的增加不显著。所以总量控制有一定问题，宏观调控必须转到结构方面。比如放贷款的时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的地方，财政政策的设计重点要放在解决就业和居民消费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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