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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方面看，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从流程上看，需求需要支出，支出需要收入作为基础，而生产形成供给；供给从形式上讲，实际是收入法形成的GDP。因此，“……→商品和服务生产者→商品和服务供给→形成在企业、银行、居民和政府间分配的收入→投资和消费支出→商品和服务生产者的收入→……”是一个循环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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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受到人口“未富先老、未强先衰”和城市化“青出老回、未化先滞”的影响外，从体制及其运行看，国民收入流向政府银行国企部门相对越来越多，流向城乡居民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相对越来越少，向后者流动的国民收入比例受到了前三个部门逐年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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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需要更多的国民收入；而更多的国民收入，需要更多的税收、费项和罚款；而收上来的更多的国民收入，又促使行政事业机构和人员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虽然已经提上改革议程，但是我认为，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真正的“人民——人大——税收——预算——行政机构人员规模”之间现代和有效的审议、批准和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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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融体系的高利润，实际上是从居民低存款利率和实体经济高贷款利率中获利的，也就是从居民收入和实体经济中吸取了相当部分国民收入。其后果是，实体经济的利润被转移，民营经济对实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等投资的意愿大大下降。造成高利贷经济泛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萎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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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负担过重，用地成本过高，社保工资等用工成本上升，房价高企，一方面，这些方式越来越多地使行政和事业部门再分配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不仅机构人员膨胀，而且“三公消费”也有了财源；另一方面，企业的利润被过分挤压，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特别是一些房奴等，其消费更是被挤压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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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这样的流程，造成相互关联的国民经济运行后果：①在外部出口需求降低时，无法由国内需求来平衡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和供给，发生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之间的不平衡；②国有企业投资，包括一些民营经济的投资，由于居民收入部分相对被挤压，其形成的生产能力，也即供给，无法由居民需求所消化，发生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不平衡；③由于住宅供给过剩和城市化的“未化先滞”，加上制造业回落和中小企业不景气，土地财政和税费收入的增长空间受到影响，而前几年政府借债、国有企业负债率上升、产能过剩，给金融体系积累了巨大的风险，杠杆方式的投资已经了受到极大的限制，重启政府再如2008年年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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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收入流程及投资与消费等经济运行的扭曲和不畅，必然使消费和投资景气，即需求活力受到影响；而沉重的税费利息等负担，则使国民经济的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活力，又受到重创和压抑。这样扭曲的国民收入流程，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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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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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转变：第一，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是说，经济萧条了财政就扩大赤字，经济膨胀了财政就收缩赤字。货币政策从需求管理来看，就是经济萎缩了就扩大信贷规模，通货膨胀了就收缩信贷规模，这是需求侧的管理办法。供给侧管理是说，西方有一个供给学派，它提出要减税，减税扩大生产、刺激创业、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制造业的利润、增加就业、增加收入。这是两个方面，鼓励创业，中小老板就多，中等收入者就增加；增加就业，有工资收入的人就增加。增加收入就能刺激消费，而增加消费还有几个连带作用：第一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结构，第二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另外，需求和供给可以良性互动，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有需求才会购买，光投资建厂生产出产品，最后没有就业，特别是一些大的项目，就业人数少，却造出很多产品，最后国内消费需求萎缩，只能出口，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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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宏观调控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总量调控就是我们调控财政发债规模、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贷款的行政指标控制，这些都是总量控制，但问题是总量调控往往在调控严厉的时候首先受影响的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一旦压缩贷款就是保国压民、保大压小、保政府压社会，这样将导致就业情况恶化。而贷款增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上，这些项目对就业的增加不显著。所以总量控制有一定问题，宏观调控必须转到结构方面。比如放贷款的时候要注意放到一些能增加就业的地方，财政政策的设计重点要放在解决就业和居民消费上，而不是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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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从以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从2015年来看，货币政策收缩是不可能的，但是放得太开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只能是微调放松，不能大放松。所以现在主要起宏观调控作用的只能是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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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财政政策要从以扩大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转向以减税清费为主。实际上，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整个宏观调控模式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认为，中国最适宜的还是供给学派的思路，就是减税，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供给侧的解决办法。从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来看，供给侧的思路是正确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最早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才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完美的理论和模型，这个理论管了大概20~30年，罗斯福因此实施了新政。但是罗斯福实施的政策给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带来了滞胀，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依然给许多发达国家造成很大问题，即“两高一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增长率。从2014年的状况来看，我们国家是“三高”，即高增长率、高失业率、高通胀率，表面看起来我们和西方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但实际上也遇到了滞胀问题。当年，里根、撒切尔夫人都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意见，就是通过减税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增加劳动的投入。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减税增加要素的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发展小微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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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在2012年年初，笔者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发表过关于必须将宏观调控方式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的看法；2015年又在《经济研究参考》第50期发表了近2万字的《收入流程扭曲与经济增速下行》一文，认为政府、银行和国有企业从GDP中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民营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投资意向越来越低下，成为经济增长下行的因素之一。本文将上述两篇文章的一部分合起来，作为供给侧调控和减税政策的一个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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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十三五”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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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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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从实践看，我国向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着一系列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有需求端的问题，更有供给侧的问题。比如电信领域，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放，我国电信业这些年年均增长都在20%以上。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我国有需求无供给的矛盾比较突出。以老年人消费为例，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养老消费至少有1万亿元的潜在需求，但年实际消费大约只有2 000亿元，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相当突出。这就需要解决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供给和消费需求相适应，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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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无论是增长的趋势、结构，还是动力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点突出。这需要从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出发，谋划好、把握好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以转型改革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质性破题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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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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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五年，历史性转型的特点十分突出。“十三五”前一两年，经济下行压力与结构调整去产能化的矛盾困难将会有所增大。如果能抓住机遇，加快转型升级，不仅能缓解或者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型升级引领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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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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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与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要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低20个百分点以上；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实际需求相比，至少相差5个百分点以上。在这个起点上，“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将呈现较快的发展势头，有望至少年均增长1.2~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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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不仅速度在增长，结构也在发生重要变化。从规模看，“十三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明显提升，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将由现在的52%左右提升到58%左右，有可能接近60%，由此我国将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从结构看，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相适应，以研发、金融、物流等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5%左右提升至2020年的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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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应当看到，以服务业为主体是新阶段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战略选择。第一，我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制造业人均产值只等于发达国家的1/3，主要原因在于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严重偏低。第二，从发展趋势看，制造业转型升级主要依靠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个基本规律。第三，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不是不要工业，恰恰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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