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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进步就是使市场创新带来的好处，让更多的人所分享。我认为企业家分三类，第一类企业家是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新的产品的人，第二类是满足市场上已有需求的企业家，第三类就是完成订单生产的企业家。企业家本身就少，第一类企业家更少，中国的这类企业家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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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企业家认为，模仿就是创新，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你容易模仿的东西别人也容易模仿，所以产生的利润都是不长久的。我曾经提出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一家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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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的市场上，只靠模仿一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一定要理解创新和模仿的不一样。创新的利润轨迹跟套利是不一样的，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创新是一开始就亏本，要亏好几年。为什么创新对金融市场的依赖如此之强，因为如果没有人看好你，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话，就很难成功。而创新成功以后模仿者越来越多，你的利润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一个企业要成功就要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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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洁公司1956年生产的一次性尿布在美国只有1%的销量，不是技术不好，而是太贵了。所以只有特别富有的人或者旅行出差才会使用。宝洁公司研究发现，只有把尿布的成本降到3.5美分以下才可能提高销量，宝洁为这个工作花了10年时间，到1966年，宝洁公司将尿布的成本降到3美分，销量一下就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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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的家庭录像机，1956年制造出来的时候，它的销售价格要50 000美元，老板说必须降到5 000美元，技术人员花了若干年才做出来，老板又说必须降到500美元。因为如果达不到500美元不会有市场，这就是创新。创新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所以创新一开始经常是要亏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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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年轻人创业、创新，什么赚钱做什么，这是一种思维。而真正创新的人，一开始不是这样思考的，他会思考做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价值，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举一个例子，吉列刮胡刀，那时候刮胡刀用的刀片经常把脸刮破，又贵，还要磨，创始人吉列就想，能不能生产一种一次性的、用后就丢弃的刀片，他找了好几个专家，都认为不可能，没有办法把钢材磨得那么薄、那么便宜，而他坚持了6年，最终成功了，现在吉列刮胡刀是男人的必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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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联邦快递，其创始人史密斯是耶鲁大学的学生，他把“联邦快递”的想法写成了一篇论文，而这篇论文并不被教授看好，只拿到B的成绩，他仍然坚持想法创办了联邦快递公司。创办初期公司严重亏损，但这个物流模式现在成为全世界的物流公司都在使用的模式。无论航空运输还是水上运输，都在用这个模式。这样的例子我们中国也有好多，像腾讯、百度，百度其实和腾讯比的话，更像一个套利者，从国际上来看，它是将美国的一个模式拿到中国来。中国要真正创造出自己的模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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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市场与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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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就做两件事，一件是套利，另一件是创新。中国过去30年企业家主要是套利，而不是创新。但是现在这种套利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了。中国用30年时间走了西方200年的道路，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体制比人家好，我们的创新能力比人家高，而是由于我们落后，这叫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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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西方积累的产品、技术、管理方式拿过来，放到中国市场，我们才得以快速发展。所以我总是强调，不要盲目骄傲自大，看别人修了三年的路，自己三天修完了，就很自豪，这是太无知。而现在这个后发优势正在消失，别人生产的东西我们能用的基本用得差不多了，我们过去的廉价劳动力现在变得不廉价了。过去10年中国劳动力成本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没有了，原来还有些资源是不付成本的，而现在要返还原来的成本，比如因为发展而造成的污染治理，现在都变成了成本。我们曾经的快速发展还有赖于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现在国际市场环境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有所恶化。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后发优势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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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是从计划到市场，我们需要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不是创新型的企业家。而现在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的是创新型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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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养出创新型的企业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自由，第二是稳定的预期，这就与产权保护有关。自由包括心灵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就是可以胡思乱想，只要消费者接受，就证明是正确的，但中国企业家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不敢胡思乱想。当然中国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敢想了，但是传统上我们是不敢想的。还有行动的自由，中国现在仍然有过多的政府管制，企业家缺乏自由行动的空间。稳定的预期就是说，商业本来就充满了风险，如何使人们敢冒这个风险，特别是在中国，制度的风险非常大，所以创新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另外，产权保护非常重要，没有对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创新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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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创新、制度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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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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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管理者：艺术还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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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的核心品质是“创新”，是开拓、开发和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包括管理方法）的那种“创新精神”，是捕捉新的市场机遇，把原来不相干的要素或原来不形成有用物的各种要素加以组合或重新组合，创造出新的有用物（物品、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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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不等于“管理者”或“经营者”，后一个概念更强调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则保证某种经济秩序产生出预期的成果。但在现实中，好的管理者、经营者之所以有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富有创新精神；而企业家要想使其创新变成能够实现的利润，也必须善于管理（至少是善用管理人才）。所以我们现实中所用的企业家的概念，实际上比理论上的概念定义更宽一些，它也包含着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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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人们经常混淆的问题：“管理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有人说是科学，有人说是艺术。其实，现代管理学试图同时教授两样东西：第一，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当一个企业家；第二，如何管理好一个企业。企业的活动的确是艺术，因为那是灵感、勇气、想象力等构成的创新活动；而管理则可以构成一门科学，它可以用确切的数字来加以表示并进行检验，在实践中需要用严密的方法加以实施。现实中的许多企业经营者由于事实上身兼两任，所以可以说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这正是现实中的企业家与一般的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后者可以只有浪漫的想象，而前者必须有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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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制下有没有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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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说，企业家只有市场经济中才有，传统的计划体制没有企业家。其实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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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概念，从“创新”的含义上，可以普遍地加以利用。政治学中把政治家也称为“政治活动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同样要通过创新（新的理念、新的政纲、新的竞选策略、新的人事组合、新的体制结构等）把过去不相干的要素组合起来，办成过去办不成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家也是一个企业家，也需要艺术性的创造活动，只不过不是以经济利润为活动目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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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传统体制下，那些能干的厂长经理，之所以被我们大家认为“能干”，也是因为他们富有创新能力——在那么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僚化的计划体制中，他们居然能把事情办成，把章盖下来，把资金搞到手，没点儿想象力，没点儿“变通能力”，没有在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上创新、发展的本事，是办不到的。在那样一种“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下，工人都缺乏努力工作的激励（包括惩罚），而有的就硬是通过各种手段使大家能够认真工作，使工厂秩序井然，没点儿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创新能力，也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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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我们一方面形成了处于发展初期的市场，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政府控制的国有经济体制。在这种“双轨体制”下，要当好一名国企的经营管理者（这里是“当好”，也就是使企业有利润。否则的话，连年亏损也没什么难的）更是得有点创造力，因为他一方面要对付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面要应付市场竞争，要捕捉两种体制下的机会和两种体制之间缝隙中的机会，同时要避开两种体制下的成本和两种体制摩擦产生的成本，真得要有十八般武艺。你可以说在不同体制下企业家有不同的行为目标、行为方式和体制约束；你也可以说搞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有适合于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你还可以说过去的厂长经理所熟悉的那一套不是市场条件下企业家应搞的一套，今后不再适用等；你还可以更严格地区分和定义“计划体制下的企业家”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具有创新精神，用“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一基本要素来衡量，两者具有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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