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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说，企业家只有市场经济中才有，传统的计划体制没有企业家。其实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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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概念，从“创新”的含义上，可以普遍地加以利用。政治学中把政治家也称为“政治活动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同样要通过创新（新的理念、新的政纲、新的竞选策略、新的人事组合、新的体制结构等）把过去不相干的要素组合起来，办成过去办不成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家也是一个企业家，也需要艺术性的创造活动，只不过不是以经济利润为活动目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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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传统体制下，那些能干的厂长经理，之所以被我们大家认为“能干”，也是因为他们富有创新能力——在那么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僚化的计划体制中，他们居然能把事情办成，把章盖下来，把资金搞到手，没点儿想象力，没点儿“变通能力”，没有在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上创新、发展的本事，是办不到的。在那样一种“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下，工人都缺乏努力工作的激励（包括惩罚），而有的就硬是通过各种手段使大家能够认真工作，使工厂秩序井然，没点儿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创新能力，也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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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天，我们一方面形成了处于发展初期的市场，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政府控制的国有经济体制。在这种“双轨体制”下，要当好一名国企的经营管理者（这里是“当好”，也就是使企业有利润。否则的话，连年亏损也没什么难的）更是得有点创造力，因为他一方面要对付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面要应付市场竞争，要捕捉两种体制下的机会和两种体制之间缝隙中的机会，同时要避开两种体制下的成本和两种体制摩擦产生的成本，真得要有十八般武艺。你可以说在不同体制下企业家有不同的行为目标、行为方式和体制约束；你也可以说搞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有适合于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你还可以说过去的厂长经理所熟悉的那一套不是市场条件下企业家应搞的一套，今后不再适用等；你还可以更严格地区分和定义“计划体制下的企业家”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具有创新精神，用“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一基本要素来衡量，两者具有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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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制下的企业家，行为方式当然会不一样，甚至还得有不同的“偏好”以至不同的“品质”。比如，在过去传统体制下，当一个好的厂长经理的一个特殊要求是有“对国家的忠诚”或强烈的为国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最多是“只求名，不求利”，“只想当官，不想发财”，因为在国有制企业的体制中，相对的平均主义、“考虑左邻右舍”等是国有制的所有制关系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可能像在市场经济中的私人企业或公司中那样根据其业绩获取高额的经济报酬。作为“国家干部”，作为政府任命的国企经营管理者，他可以取得很高的荣誉，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政府级别上去，并因此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但个人货币收入却很难与其他人有明显的差距。或许，在较坏的情况下，一个国企的经营管理者可能会用公款吃喝玩乐，但在工资、奖金等分配问题上却很难多拿（“大腹便便可以，两袖必须清风”）。笔者不相信国有体制不改，这种情况会有根本性的扭转。而这就要求国有体制下的企业家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具有不同的“偏好”。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现行国有制体制下选择国企经营管理者所要考虑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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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成功：审时度势与着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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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事实上是将企业家作为创新精神的代名词进行分析，但创新不等于空想。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是成功的幻想家，因为他的幻想或猜想并未脱离实际，符合了客观规律；而许多人一心想创新，最后一事无成，是因为他想捕捉并不存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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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有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味道，但这的确表明企业家的事业是充满风险的。如果人们有100％的把握知道事情的结果，那就不是创新了。因为创新按照定义来看就是去尝试前人没做过从而未知的事情。正因如此，一切成功都包含着机遇或“运气”，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承认其成功是努力加运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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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成功并非全靠运气。理论上说，还是有办法提高成功概率的。要想做到不空想、不蛮干、不瞎折腾，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多了解一些历史上别人成功的经验，多一些关于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比如，市场经济几百年，一个“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就是“专业化竞争”最有效率。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写的《国富论》开篇讲的就是分工与专业化，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构成了生产力不断提高、效率不断改进的基础，一切“横向联合”或“纵向联合”、多元化经营等都建立在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之上。而一些年来我们许多企业家却不断地“创新”——事实上是不断地闯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结果摊子铺得过大，顾此失彼，在哪个领域里都不具备专业上领先的能力，最终哪个都成不了气候，甚至被排挤出来。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到处都有空缺，似乎哪里都能赚钱，用不着专业知识，这种“横向创新”似乎还可维持；一旦市场竞争发展起来，这种缺乏专业性的三心二意的冒险家们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才知道专业化的必要。世界上成功的大企业，都是兢兢业业在一个领域里不断完善又不断创新，才能稳占市场份额，形成百年老店，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有规律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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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创新容易，只要想象力丰富；而成功的创新就不那么容易了，它得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符合科学技术进步的规律，符合社会进步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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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家，经过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几番折腾，正在开始反思过去、探讨未来，从而也更加注重理论的学习和经验的观察。现在有那么多关于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企业家传略、经济学知识的书籍成为畅销书，正是这一过程的反映。从一味地“造市”“铺摊”“冒险”，至学会审时度势、尊重规律，正是企业家走向成熟的过程，是更多的成功企业家产生的过程。而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多了，也就会有更多成功的企业，整个经济也才能更加繁荣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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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万众创新，要从教育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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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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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并非来自公办教育机构，但作为一个从事教育30年的教育工作者，我在民办教育领域也做了不少事情，对教育公平问题确实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包括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也与教育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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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公平：农村教师薪酬应该高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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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讲，这些年来政府在教育公平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从2014年开始的高考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在教育公平方面的尝试，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要对中西部地区的考生、农村大省的考生以及农村孩子提高名牌高校的录取比例，做了一系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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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问题首先在于城乡教育，其次才是城市教育。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城市孩子接触到的教育资源和教学质量比农村孩子丰富很多，而城市里面的教育公平体现在名牌中小学和普通中小学之间的教育差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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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上有一个比较简单（也许粗暴）的建议——凡是在农村中小学教书的老师，在薪酬上应该比城市老师高20%~30%。我们现在要求农村老师以奉献精神来扎根农村，我认为这可以要求，但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个人一直主张中国农村老师的待遇一定要超过城市老师的待遇。我们都上过学，都知道一个道理：优秀的老师在什么地方，优秀的学生就出在什么地方。通过提高待遇，我相信农村老师的质量就会有比较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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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倾斜上，随着现代互联网的发展，国家在信息化学校、信息化系统上做了很多努力。过去的硬件铺设、宽带进入等已经做得非常到位，所以下一步的工作实际是如何利用互联网让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走向农村。比如，让城市的很多优秀老师到农村去讲课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去也只能针对一个班，但如果通过现代化的移动互联，我相信教育资源是可以倾斜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14年我们通过互联网系统为某一个农业大县的1 500个高中生做了大概40个小时左右的授课，尝试的结果表明，现代技术可以给教育均衡或者教育公平带来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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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的教育公平问题，要按照区域划分来配置中小学老师的教育资源，甚至可以每过两到三年，让优秀教师资源在不同学校之间流动，达成部分的教育公平。我个人对中国教育公平的未来非常看好，因为国家非常重视，民间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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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拼命鼓励学生休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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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报告中连续两次反复强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且光是“创业”“创新”这些词，就大概提了二三十次。毫无疑问，在整个大环境中，创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推动力，这可以追溯到个体户时代。现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也是由创业引起的，只是过去创业和现代创业的定义有点儿不一样，现代的创业要和高科技联系起来，要和创新联系起来，而这也确实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转型。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创业都是为了就业、为了生存，而中国现代的状态是，如果我们再不从低档的制造业转向真正有创新意义的高品质产业的话，中国未来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把创新这个词和创业联系起来，我觉得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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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比如现在国家允许大学生休学进行创业，这就是中国的一个进步。因为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有创业的想法，是允许提出休学的，甚至可以没有理由地休学，出去旅行、修炼，比如乔布斯就是休学跑到印度修炼，结果把事情想通了，回来后创办了苹果公司。给学生更多的空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宜拼命鼓励学生休学去创业，因为创业是有了想法确实要去做、不去做就会错过时机的一件事情，而并不是在没有好想法的情况下就贸然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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