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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健全我国的现代生态治理体系，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的说来，就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体地说，尤其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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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坚决克服“先发展，后保护”的传统观念，坚持保护优先，努力做到“发展与保护相统一”“以保护求发展”。要增强全民生态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意识，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共同构成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有一个家，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就会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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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完善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生态保护的标准化建设，健全生态治理的行业规范，将生态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到2020年，构建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另一方面要重视标准化建设，生态保护必须有全面的、具体的和科学的标准，并且从制度上切实保证行业标准得到认真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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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扩大公民参与，努力实现生态领域的官民共治和社会共治。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公民参与是民主治理的实质性要素，官民共治和社会共治是通向善治的途径。生态治理也不例外，没有公民参与，就没有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没有共治，就没有生态善治。环境保护涉及全体民众，每个人都是环境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尤其需要公众参与。进而言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甚至不是一个自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我们所能选择的只是：以何种方式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是合法参与还是非法参与，是有序参与还是无序参与？我们当然应当选择主动的、合法的、有序的参与。从世界各国的成功实践来看，参与式治理是民主治理的最新发展和普遍趋势，生态保护领域应当成为参与式治理的模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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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更加重视生态领域的公平正义，努力维护生态保护过程中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应该体现在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当前，教育、健康、安全等社会领域的不平等问题比较严重，环保领域也开始受到严重影响。例如，发达地区的一些污染企业开始转向落后地区，城市的污染企业向农村地区搬迁，一些落后地区通过毁林毁地增加收入，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是生态领域不公正的体现，必须坚决纠正这种倾向，不能落入“落后就要被污染”的发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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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毋庸讳言，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方面至今仍走在前列。但它们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生态治理虽然也与社会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但就其性质而言，具有更多的工具性，不同体制之间的生态治理经验完全可以相互学习借鉴。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体制下，人类对青山绿水的需求应当是一样的，青山绿水的标准在任何国家也应当是基本相同的。因而，发达国家保护青山绿水的许多做法和生态治理的一些措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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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170449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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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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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供给侧改革如何引领中国“十三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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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克力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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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力羸弱现状及2016年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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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面临下行压力，直到2015年第三季度降至同比增长6.9%，至今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诸如结构性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高企、房地产库存过多等众多重要经济难题横亘在前，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使经济增长动力越加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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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以传统的“三驾马车”分析框架或需求端视角分析，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净出口，都面临着下行的现实压力。从投资来看，截至2015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0.2%，较2014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3%，较2014年同期下降10.6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虽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但由于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仍处于深水区，占比较大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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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来看，2015年1~11月社会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6%，较2014年同期下降1.36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三季度居民收入同比增长6.8%，较2014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可见消费和居民收入增长整体也处于下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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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净出口看，截至2015年11月，中国进口同比下降9%，出口同比下降7.1%，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21%，下降趋势明显。且2015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降为–1.8%，靠出口拉动已非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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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此情势，可以预期：2016年中国经济仍有相当大的下行压力，甚至可能进一步下探。因此亟须进一步加速结构性改革，寻找增长新动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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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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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11月以来，中央高层频繁提出供给侧改革。日前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供给侧改革定调为2016年改革与发展的四大看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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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管理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进入瓶颈，原因在于中国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失调，而是生产能力，尤其是创新性、高端的生产能力不足，伴随着低端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流入低效传统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一味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无法从本质上解决该问题，反而会使问题积累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高。加之刺激政策边际效益递减，需求管理已趋强弩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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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整个社会和大众媒体都深陷在总需求管理的迷雾之中：提到经济增长，则满篇不是谈论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是谈论降息、降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增长概念的混乱。实则，即便以凯恩斯主义视角观之，也只有在总需求不足，即总需求小于长期总供给时，进行需求管理才是有效的。而在短期内，长期总供给线是垂直的，如果它不向右移动，那即便将短期总需求提到高于长期总供给，实际产出最终还是会回落到潜在产出水平，保持经济增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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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济增长？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关注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增长。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有句名言：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生产能力即潜在产出提高了，长期总供给曲线能够不断向右移动，那么总需求和国民收入自然就随之而增长。反之，如果潜在产出不变，则长期来看国民收入也无法增长，即使短期内进行需求管理提高了实际产出，最终可能只是转变为产能过剩和物价上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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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于潜在产出增长乏力。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 (K，L)，至少能看出这样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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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体量很大，但由于各种体制原因，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商业创新都显得十分不足，因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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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虽然中国目前处于资本相对充裕的阶段，但是由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获得资本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而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使得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不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国有企业进行低效率资本扩张的冲动，这会不会进一步加剧国企债务高企的问题？目前并不明朗。因而通过进一步增加杠杆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方式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