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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是一个维持自身生存需要的部门,生产方式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技术进步停滞。整个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包括零值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和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零,但是小于最低生存费用的那部分劳动力),依靠家庭和社区互助,勉强维持生计。剩余劳动力成为制造业部门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储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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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低收入决定了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一方面使得工业部门总是可以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雇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无限;另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家的利润份额以及整个制造业部门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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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的时候,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开始高于其维持生计的水平。此时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就业扩张而快速上涨。这一转折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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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花生比小麦更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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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是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散点图,其横轴是不同农作物由它们各自的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劳动力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度量了不同作物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密度。越向右边,农作物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就越大。例如,为了生产给定的产量,最右侧的谷子、花生和油菜籽对劳动力的消耗密度要比小麦和粳稻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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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中国不同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的累计涨幅(200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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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劳动力占比的计算方法是在产值中扣除物质费用和土地成本等占比。因为一般统计方法的劳动力作价是从消费端考虑,所以存在低估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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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成本占比计算的是最近三年的平均,特定农作物的劳动力成本占比在过去七年发生过系统性的变化,但农产品之间相对的劳动力密集度的次序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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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趋势线拟合方程显示涨幅和劳动力占比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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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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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的纵轴是2000—2007年期间,不同种类农作物价格的累计涨幅。我们使用长时间序列的价格累积涨幅,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剔除农产品自身周期的短期波动影响。例如洪涝灾害、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等,这些因素在短期之内对粮食价格的形成过程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用较长时间的累积涨幅,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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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散点图上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它们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简单的相关系数超过0.7,拟合优度等统计指标也在非常高的水平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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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上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用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洪涝灾害、农产品周期、美元汇率等因素去解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在横断面数据上都不可能得到这一结果,即粮食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度呈现如此强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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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短期灾害性因素从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来看,对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明显的影响,但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导性因素是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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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花生能够比小麦更保值,这是因为前者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密度比后者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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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或许认为这一结果与农产品用途的变化有关系,例如花生更多用来榨油,以及消费结构变化带来了食用油消费的加速;或者受国际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例如生物柴油、玉米乙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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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批评之一,我的看法是:如果认为农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和没有超额利润的,那么无论其用途如何变化,其长期价格都反映着成本的变化,这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对于批评之二,我的看法是,在个别农产品领域,例如大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供应,但在绝大多数农产品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市场相对隔绝在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之外,这可能反映了农业领域自力更生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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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使得这一证据更加有力,作为对比,我们还使用同样的方法对1990—2000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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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990—2000年的十年中,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快速上升,那么按照前面的逻辑,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果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横断面上,我们不可能看到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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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结果正是如此。如下我们容易看到,图2—18与图2—17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楚地表明在后一时期(200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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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中国不同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的累计涨幅(199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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