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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者或许认为这一结果与农产品用途的变化有关系，例如花生更多用来榨油，以及消费结构变化带来了食用油消费的加速；或者受国际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例如生物柴油、玉米乙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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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批评之一，我的看法是：如果认为农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和没有超额利润的，那么无论其用途如何变化，其长期价格都反映着成本的变化，这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对于批评之二，我的看法是，在个别农产品领域，例如大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供应，但在绝大多数农产品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市场相对隔绝在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之外，这可能反映了农业领域自力更生战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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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使得这一证据更加有力，作为对比，我们还使用同样的方法对1990—2000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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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990—2000年的十年中，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快速上升，那么按照前面的逻辑，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果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横断面上，我们不可能看到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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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结果正是如此。如下我们容易看到，图2—18与图2—17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楚地表明在后一时期（200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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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中国不同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的累计涨幅（199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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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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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劳动力工资是如何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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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作物价格的时间序列，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由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函数，比如土地、化肥、种子的投入等费用，倒推出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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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就是我们的估算结果（基于小麦、大米和玉米），它计算了一个标准的农业劳动力在粮食种植这一农业活动中每工作一个劳动日回报的现金价值，所以是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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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中国种粮的单位劳动力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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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劳动力机会成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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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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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受一些简单并且看起来合理的假设[8]，我们可以把图2—19近似地看作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面对的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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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到，从1990年至2004年，特别是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水平的。但是进入2004—2005年以后，这个水平线开始转化成为一个向上倾斜并且非常陡峭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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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与刘易斯理论模型的描述和预测是一致的。进一步考虑一些其他证据，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在2005年前后可能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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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一个估算结果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拿它同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工资（见表2—1）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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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中国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月平均工资）的变化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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