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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到，从方向上来看，无论是广义均衡还是狭义均衡，资产市场调整的方向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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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幅度上来看，短期内，投资意愿上升、实体经济层面尚未发生调整的时候，实物资本投资领域吸纳了大量的资金。随着实物资本投资的启动、产能的兴建与释放，流入实物资本领域的资金转化成了相应的实物资本投资和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长增加了代表性个体资金的供应，从而反过头来缓解了债券、股票以及房地产等市场资金流出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共同决定的均衡而言，狭义均衡下的金融市场经历了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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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经济体中，没有贸易盈余，也没有资本流动，但是投资意愿的上升（以及其他各类冲击）同样带来了资产价格的重估。这表明，贸易盈余的扩大或收窄，并不是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关键。贸易盈余在实际分析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于产能周期理论认为，贸易盈余的变化可以较好地反映实体经济内部冲击的来源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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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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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我们除了考虑实体经济变量的调整以外，还放松总供应曲线垂直和信贷供应曲线垂直两个工作假定，并加入对贸易盈余以及资本流动的分析，来看开放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共同决定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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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其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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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忽略经常项目盈余CAS中贸易盈余NX以外的部分（也可以假定它与国民收入Y或国外需求X之间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将上式简单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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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个体可以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资金来源和运用的约束关系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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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简单的宏观经济分析我们容易知道，如果投资需求出现上升，那么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国民总收入、通胀水平和进口规模都会上升，贸易盈余下降（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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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总供应曲线倾斜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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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设定实体经济的价格水平从之前等于1上升到大于1的一个水平，标记为p。实体经济变量的实际水平也出现上升，在标记时加了上撇号；同时由于这时银行体系的国内信贷供应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将其挪到等式的右边。假定实体经济已经处于均衡的约束，其各项变量名义数值外生不变，此时金融市场上个体面临资产配置的优化约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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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金融市场变量的调整。由于进口规模的增长和贸易盈余的下降，在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下，个体国外净资产持有数量下降。考虑到国外净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特征不变，此项的边际风险效用上升。名义经济总量的增长增加了现金的隐含收益率，因此现金的最优配置量增加，其边际风险效用提升。实物投资预期回报的提升显然也会提升此项的边际风险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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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资产类别而言，如果其风险收益特征不变，为了提升边际风险效用，必然面临资金流出和价格水平下降的压力。如果考虑到未来现金流预期的变化，实际上资产的估值中枢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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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是个体对金融部门的负债，均衡时其带给个体的边际风险效用也应当提升。这意味着资金的流出。考虑到该项之前为负号，这相当于其实际数量增长，即信贷供应量需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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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过程当然可以通过更复杂的求解来进行，但考虑到最优状态时各项资产边际风险效用相等的特征，以及实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约束，资产市场变化的方向是容易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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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中看到，这些结果与狭义均衡分析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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