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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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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给杜润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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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我调查实例、分析问题并保持思想开放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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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增订本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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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曾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创世纪工作室路卫军先生策划编辑，于2002年9月由该出版社出版。正式刊印的时候，原定收录其中的一篇文稿（“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慎漏印。结果，在序言里简介过的这篇文章，翻遍全书也找不到。这当然非常对不起读者。当时与路卫军先生商定，再版时一定补上这篇文章，作为补救。不料等本书第一版在书店售完、按出版合约应该再版的时候，路卫军先生连同他的工作室一起离开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书再版事宜就此耽搁下来。后来其他事情一忙，补印再版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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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纪念成立十周年，要求每位成员出版一本书。我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少，看来看去，也只有《产权与制度变迁》里的几篇文章也许还可以拿出来交账。于是决定在原文集的基础上增补六篇文章，集成这本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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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补的第一篇文章，当然就是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漏印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是1996年我为天则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一集）》所写的书评。因为受到这个出色的天则研究项目的鼓舞，我借机阐述对科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当时我就知道，把科斯的方法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做出区分，难免要遭到商榷。不过该文提到的研究真实世界经济的3个要点——到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发现问题、重点研究约束条件以及努力把认识一般化——却一直指导着我自己依托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产权与经济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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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四篇增加的文章，即“三网合一、数网竞争”、“再论数网竞争”、“为市场重组留下空间”、以及“‘反垄断’政策的背景报告”，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与管制。其中，前三篇是我参加电信产业开放市场论战的代表作，后一篇则是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要求，为反垄断政策的决定提供的背景研究报告。这些研究中值得一提的地方，是我从产权的角度区别了行政性垄断与市场垄断，并始终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行政垄断的行为逻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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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文章“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延续了过去对土地产权制度的研究，但是把重点转移到“农地非农利用”的产权制度上来。这是2003年秋季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访问时的研究论文。2004年2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法学院合开的研讨会上，该文得到许多专家的评论和建议，经作者修订后将发表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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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权与制度变迁（增订本）》出版之际，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致以谢意。她们细致的编审，让我进一步发现文中的错漏并加以订正。当然，我应该再次声明，文集中依然存在的错误，要由我自己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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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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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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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原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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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全部是基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结构——的改革与变迁。这是近20年来我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利用此次结集出版的机会，我要向读者简要交代一下问题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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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过，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1)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惟一可观察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选择性可言。是的，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以自由择业，人力以外的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至于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问津不得。在那个时代，“选择”——这里指的是普通的私人选择——在制度上没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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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非常深入地观察和体验才有机会让我们发现，即使在不容自由选择的经济体制下，私人选择仍然顽强地存在。拿我自己1968—1978年间在黑龙江下乡时期看到的一些现象来说吧。同一个农民在“公地”与在自留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他是不是在作选择？同样的天气、地亩和劳动力数目，实施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劳动效率大相径庭，不是劳动者在作选择又是什么？还有那朝令夕改、有时候近似胡来的“生产和投资决策”，难道可以归为公有制经济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或“个人性情”？若是，为什么在管理者私人消费的领域，我们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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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是我学到的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在看似不容选择的经济制度下，人们仍然在作选择。当时我还没有可能发问：在一切资产都归公的产权制度下，为什么个人——农民、职工和管理者——仍然可以在事实上从事生产性的选择？在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的制度下，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动、努力和辛苦？我的问题其实是：这种看似不合法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微不足道的“权利”，是怎样在公有制经济里扎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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