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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把观察到的丰富的企业改制经验，一概放到这一支点上来加以处理，结果发现改革的逻辑非常顺理成章：随着产品市场的竞争传导到要素市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相对价格上升；随着企业控制权从行政当局手里转向企业家，剩余索取权在政府机构与企业家私人之间界定的改革终究被提上了日程。我们看到，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为了激励、制约已经落到企业家私人手里的企业控制权，企业家人力资产的产权从潜在的转成公开的、从非法转成合法、从无价转成有价、从当期转成长期、从不可转让转成可以转让。毫不夸张地说，公有制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产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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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研究也让我知道，仅仅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很难看到公有制企业改制中那些敏感的细节——对于制度变迁的科学研究来说，这些细节异常重要。在尝试了多种调查办法之后——我已经在另外一本文集的序言里向读者交代过了(15)——我把心一横，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到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兼职，前后参与了近20家公司的调查、咨询、融资和改制顾问的工作。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经济调查出身、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经验主义者来说，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关于企业的扎实学问。遗憾的是，这些调查涉及公司商业机密，按照行规我们是签署了保密函才走进公司大门的。我当然要遵守这些条约，不可以发表有关报告。好在如科斯所说，经济调查的具体材料可以用一把火烧掉，只要抽象和简化运用得当，从案例调查得到的认知可以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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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发表于2000年，应该是大量实例研究后的一个抽象小结。因为自己屡次中了“以名责实”之计，本文决定对问题作一个根本清理：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可追溯的私人产权，也不是在市场合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两点根本不同于市场里的企业。要分析这样的经济组织，我认为过去流行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和时兴的“委托—代理”模式都不是最合适的框架。选择的结果，我用“事实上的（de facto）产权和法律上的（de jure）产权的不一致”作为分析公有制企业的基本模式。面对事实上的人力私产，公有制企业不得不寻找制约私人谋求私利的制度。但是，在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消灭了私产制，公有制企业至多只能用国家租金制来替代“私产＋合约”的制度。结果，大量公有制企业的资源处在“公共领域”之中，诱发了形形色色的私人攫取行为。该文的一个结论是，要不要承认个人私产的合法地位，是公有制企业内生的制度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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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文集的最后一篇，“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1996年我为天则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所写的书评。因为受到这个出色的研究项目的鼓舞，我借机阐述对科斯研究方法的见解。当时我就知道，把科斯的方法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用可观察的事实验证理论假说——也作出区分，是要引起商榷的。不过该文提到研究经济的3个要点——到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找问题、重点研究约束条件以及努力把认识一般化——却一直指导着我自己依托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产权与经济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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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的论文，除了一篇之外，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经济研究》和《国际经济评论》发表。在结集出版之际，谨向这些杂志的编辑和读者，以及出版本文集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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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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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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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lton Friedman (1962), Price Theory.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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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这段难得的经历，我在1993年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的《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的前言里做了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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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舒尔茨（1980）《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经济学》，《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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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五常：《中国的前途》，香港信报出版社1985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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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守英等译，《产权与制度变迁经济学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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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舒尔茨（1977）《由经济史拓展经济学》，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5, Supplement(1977), 24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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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herwin Rosen (1987), “Human Capital”,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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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977). No. 1: 8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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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例如奈特（1942）关于公共道路利用的分析，德姆塞茨（1967）对蒙特哥奈斯的海狸聚集地从原来的共同财产转化为私产的研究，阿姆拜克（1977）研究的加州淘金热中通过私人创造的法律界定了私产、特别是确定了人力资产和个人所包括枪支的权利，还有巴泽尔本人（1989）关于北海油气田确定所有权的研究，见Yoram Barzel (1989), Economic Analysis or Property Rights, Chapter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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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onald Coase (1988) “The Nature of the Firm, 1. Origin, 2. Meaning, 3. Influence”, 4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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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析经济组织的交易费用方法，可以向上从几个参加者扩展到‘政府’甚或国家本身上。”张五常（1987）《经济组织和交易费用》，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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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去年我重新研究农民收入问题，发现在农户的私人土地使用权大体确立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停滞不前。参见《农民收入是一系列事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论文，以及在《21世纪经济评论》上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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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ernando deSoto (1989) The Other Path, (2000) The Mystery of Capital. Basic Boo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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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Harold Demsetz (1997)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中译本见梁小民译《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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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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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1)——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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