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05110
1704505111
(102) 发达地区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在财政地方包干制下，对社队企业提供了最充分的保护并为其获得中央政策的承认出力。这个过程与落后地区保护包产到户，是一致的。
1704505112
1704505113
(103) 例如，每个农户平均多储备200斤粮食，全国的粮食市场就会因此减少360亿斤的供给。这个事实构成1985年以来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
1704505114
1704505115
(104) 最近的一个证据是，1990—1991年间北京个别领导人发起再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了了之而收场。
1704505116
1704505117
(105) Coase（1992）强调他和其他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的正是有关生产的制度结构（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1704505118
1704505119
(106) 转引自杜鹰和袁崇法（1993）。
1704505120
1704505121
(107) 早期包产到户并未排除农户家庭因人口变动而重新调整承包地的权利，这引起土地承包的内生不稳定。贵州湄潭最早进行消除此种权利的制度创新，那里的办法是由地方政府提供低息贷款支持农户开发荒山荒坡，交换农民增加人口重分土地的权利。笔者曾认为这是包产到户以来最重要的改革创新，因为它试图解决人口和土地利用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不良循环（见周其仁和刘守英的调查报告，1988b）。这个办法现在引起许多其他地方的兴趣和仿造（见杜鹰和袁崇法，1993）。
1704505122
1704505123
(108) 例如山东平度县的经验，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土地制度课题组，1990。
1704505124
1704505125
(109) 杜鹰和袁崇法，1993。
1704505126
1704505127
(110) 陈锡文，1992，1993。
1704505128
1704505129
(111) 这些实际的变化与农民要求“政策不变”的呼声和政府对此所作的允诺，正好相辅相成。后者要求的是防止重演自上而下用政治手段制造和改变产权，而前者则表明交易环境的变化调整产权合约需要。重要的是，大体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新产权结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要求提上了改革的日程。这当然不是把最完满的产权形式写成法律文书了事，而是通过法律形式记录已经通过交易形成的权利，同时增加保护有效产权的手段和侵犯产权的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利益当事人之间修订产权合约的程序。
1704505130
1704505131
(112) 笔者曾估计过1985年农村资产结构，当时农户家庭私产未计入私营企业部分约为7000亿元，加上各种私人企业的资产220亿，共7220亿元。当时估价农用地产，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真实利率，因此地价被低估了。用真实利率重估的结果为农用地价值约50000亿，而农村总资产约为60000亿。因此当年农民私产约占农村总资产的12％（见周其仁，1987，刊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1988：65—80）。自那时以来，农民私产增长了近3倍，年平均16.97％，快于非私产年平均增长速度12个百分点。
1704505132
1704505133
(113) 因为他的私产不是白白得来的，他完成了对国家和集体的承包上缴，并为形成私产花费努力，承担风险和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农民的私产已经不同于土改后形成的私有土地制。这里没有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对个别农户的恩赐，也就没有国家意志任意更改产权合约的历史理义性。
1704505134
1704505135
(114) 或者用Alchin（1972）的话来说，农村产权的硬度是在其保护构造成长过程中逐步提高的。
1704505136
1704505137
(115) 许多人习惯于免费制度或规则的思想。例如，Bater（1990）提供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说明尼罗河上游养牛人之间产权秩序的建立。在这个模型中，两个养牛人家庭在没有仲裁者的情况下，总是理性地选择攻击对方的策略。这种导致资源浪费的“囚犯博弈”结果，在引入了能够制裁攻击行为的第三者后才被改变。问题是，这位第三者在B的模型中没有消耗任何资源，而在生活中，制度、秩序和规范都不可能是免费的。
1704505138
1704505139
(116) 农村社会总产值数据ZTN，1993，333；物价数据ZTN，1993，238；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ZTN，1993，312；劳动力数据见ZTN，1985，224和ZTN，1993，330。
1704505140
1704505141
1704505142
1704505143
1704505145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1)——包产到户后农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改革
1704505146
1704505147
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安徽、四川等地又一次实行包产到户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8个年头。这场动机和手法都比较朴素的改革，扭转了当初深陷于“贫穷社会主义”困境的农村经济政治形势，促成中国农村生产力引起一场令世界瞩目的伟大解放。
1704505148
1704505149
像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改革那样，包产到户变革后所引发出来的问题，比它直接解决了的问题来得更为广泛和深刻。正当国内外舆论普遍肯定中国农村改革大功告成的时候，更深层的改革任务连同着它们极为繁难的特性一起，却一下子从农村现实中露了头。愈来愈多的农民、农村工作者和研究者，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农村面临的新问题的困惑，表达着对解决这些新问题前景的困惑。这个绝对不应掩饰和回避的现实，表明大规模发展现代商品经济，超越了中国农村以往积累的全部经验。
1704505150
1704505151
正视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改革任务，并探索其解决之道，是对包产到户8年的最好纪念。深层改革任务是由改革的历史引出的，因此，重新清理近年的历史线索，可能有助于对新任务的把握。
1704505152
1704505153
1704505154
1704505155
1704505157
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一、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农民的双重解放
1704505158
1704505159
农村改革的主体是农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最根本的是解放了生产者。包产到户编年史的中心线索，是农民状况的变化。在经济方面，财产权利具有根本的意义。
[
上一页 ]
[ :1.7045051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