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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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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Coase 1988,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33—55.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译本见盛洪、陈郁译校，《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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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e Nature of the Firm After Fifty Year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Fall. 中译本同上，283—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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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lchian, A. and Harold Demsetz, 1972.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77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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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rzel, Yoram. 1977,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7, no. I: 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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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audel, Fernand, 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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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hueng Stenven 1983.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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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Stanley L. Engerman, 1972,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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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night, Frank, 192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 Augustus M. Keller, Bookseller New York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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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Rosen, S. 1985. “The Theory of Equalizing Differences,” In Handbook of Labour Economics, ed. O. Ashenfelter and R. Layar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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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chultz, T.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March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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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tigle, G, and C. Friedman, 1983, “The Literature of Economics, The Case of Berle and Mea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 23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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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发表于《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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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张维迎，1995，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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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五常与科斯就这个问题的讨论，见张五常，199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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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古典经济学家里，马克思注意到人的能力只属于个人。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非人力资本都已经归全社会公有，市场也已经消亡，但即使如此纯粹，还要“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还必须保留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消费资料的“资产阶级法权”。（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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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五常提到他对这个“主动资产”概念的贡献（张五常，198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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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知识和其他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参见1994年汪丁丁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对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和思考”（此文收入汪丁丁，1995，第4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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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斯注意到，列宁在提出社会主义将把国家变成一个大工厂时，多次强调要有“严格的计量和监督”（科斯，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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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团队生产中“计量和监督”职能的必要，与这种职能在团队生产成员之间如何分布，是两个问题。本文没有篇幅，不讨论后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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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科斯1998年回顾他50年前关于企业的论文时，自认为“文章的主要弱点之一是使用雇佣—雇员关系作为企业的原型”，“由于强调雇佣关系，结果没有考察契约能使企业组织者以获得、租赁或借入资本来指挥资本（设备和现金）的使用”（Coase，1988，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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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见张军，1994，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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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崔之元（1996）最近援引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有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的事实，说明美国的公司法已经发生了“与‘私有化’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据崔之元介绍，这一拨美国公司法的改变，要求经理们要为公司的“相关利益者”服务，而不仅为股东服务。不过这里“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似乎既包括“股东”，也包括“劳动者、债权人和企业所在地的社区共同体。”从这个变化的背景来看，高级经理、工人和企业所在地社区，反对只给股东带来好处的“恶意收购”行动，是提出这些法例的主要起因。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美国公司法的上述变化，看成是美国企业里人力资本的产权地位上升的一种表达呢？崔之元引用的资料似乎正好支持了本文的论点。例如，依斯特布鲁克法官在1989年关于威斯康星州新公司法的判决中，所以支持“利益相关者”的原理，是因为认定“恶意收购”虽然有利于股东，但剥夺了债权人、经理和工人的人力资本（见崔文，第38页）。这位法官讲到的人力资本，难道不就是早在企业合约里的一部分所有权吗？如果人力资本像本文达到的理解一样，即使在一切物质资本都归了公的条件下还只能是属于个人私产的一种特别资本，我们怎么能够从美国29个州的公司法的上述变化里，看到“超越私有制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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