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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核团队成员对总产出的实际贡献，费用可能极其高昂，因此通过考核投入来替代考核产出，能够节约考核费用（Barzel，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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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rossman和Hart（1986）最早以“剩余控制权”而不是“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企业所有权”。Hart和Moore（1990）“更加限定剩余控制权的含义”，把“决定资产最初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以外如何被使用的权利”定义为剩余控制权。不过，这并不是把“剩余控制权”理解为一种脱离“契约”的权利的理由。因为如何分配最初契约里所不曾清楚限定过的权利，仍然是契约、特别是企业契约的内容。因此，无论以“剩余索取”还是“剩余控制”来定义所有权，都没有改变“剩余权”。是一种契约基础上的产权。现实中的公有制企业不是在契约基础上形成的，没有最初契约，也就没有可以界定的“剩余权”。这就是为什么在公有制企业里找寻清楚的“剩余权”会遇到困难。但是，公有制企业并不能取消关于如何使用企业资源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权，本文因此直截了当地把排他性使用企业资源的决策权定义为企业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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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横店集团资产负债表（陈剑波，1995，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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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横店的资产负债率并不高（一般为50％—60％，见陈剑波，1995），集团投资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企业自有资本金。由于历年横店各个企业留成利润（即税后利润用于企业职工奖金之后留在企业的利润）的50％以上都集中上缴到集团总部，因此集团总部和总裁直接控制了数目可观的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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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从历年《总纲》界定的企业管理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以经理、厂长为主的集体承包责任制”（1986），“改集体承包为厂长一人承包”（1989），“厂长一人承包（租赁）”（1990），“厂长（经理）为主的风险承包”（1992），直到“总经理、厂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1994）。目前横店集团各级经理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拥有企业的“人事组阁权，生产管理权，经营权，劳动用工权和规定范围内的奖惩权和经济分配权”，运用这些权力承担企业的经济责任，保证企业各项指标的完成（见1996年《总纲》，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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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75年创办的横店丝厂是横店集团的起点。当时横店丝厂的原始投资共29.58万元，其中徐文荣从39个大队社员那里借款5万元（承诺3年归还），其余为银行贷款。这里，由企业家个人出面的集资起了决定作用。第一，他先集资得到的5万元成为向银行借贷的信用基础；第二，信用社贷款又成为他在更大范围内集资的基础，而在总的投资中集资数额占据了大多数。当我问到，究竟是哪些原因使社员们愿意把“家家户户省下的油盐钱”交给徐文荣去办厂时，当事人提到徐总的“人品”、“能力”和“以往的成功”。我反把这些理解为横店的老乡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讨论卡森（Casson，1982）提出的“信任”问题，即“出资人何以相信企业家会为他们的利益而使用资金”。徐文荣获得村民债权人的信任是因为他个人的信誉，而他的个人信誉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的信用。从此，徐文荣个人的声誉就是横店集团无形资产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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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是观察过横店经验的学者们的一致结论。例如，由何伟、魏杰、沈伟光主编的《著名专家学者论横店》（1994）收集了14篇考察、研究横店模式的文章和报告，几乎每一位专家学者都阐述了徐文荣作为企业家对横店集团的突出贡献，其中，林子力和张小弟论文的标题直截了当就是“横店模式：徐文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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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留在企业里的资源，还包括其他人力资本对企业贡献的“剩余”。即使在私产制度下，各种要素按照一个最初的契约投入企业，也仍然有Barzel（1989）所说的私产的“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问题（参见汪丁丁，1996）。这给公有制企业带来的特别困难，将在后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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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徐文荣，1994，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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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汪丁丁阐述的“产权博弈”（1996）的框架里，可以更充分地理解“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才能界定企业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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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企业控制权也只有对于企业家和潜在的企业家才可能被看成是一种回报，对于其他人，企业控制权恐怕多半是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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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进一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恰恰正是徐文荣本人在1993年反对“从上面来的”对横店集团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方案。“按上面的精神，他（指徐文荣）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至少10％的股份而照样当他的老板”（孙是炎，1995，第96页），但同时徐文荣实际掌握着的全部企业控制权，却很可能随着集团资产量化到个人的过程而减少，或者他要在另一个产权结构里为获得同样的控制权而付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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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周其仁（19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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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事实上，纯粹的“支薪经理”（更不要说企业创办人）随着他对企业贡献的增加而获得企业的一部分股份，是企业制度史上相当普遍的安排。在西方“现代企业制度”里发生这样的安排不足为奇，但中国的企业传统也常常以资本股份奖励“打工起家”的经理。例如，著名的山西“票号”里包括“银股”和“身股”两种安排。这里的“银股”是票号出资者的股份，“身股”则是经理和高级经理因为多年对经营企业的贡献而分得的股份（“身股”在持有者去世后还可分红，为“故身股”）。一些历史较长的票号，身股在企业总股本中占大部分，如1906年协成乾票号总股本的57％为“身股”，1908年大德通票号总股本的54.5％为“身股”（转引自黄鉴晖，1992，第5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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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89年《总纲》曾提出“一步完善奖金责任制，并积极创造条件向股份制过渡”，但后来横店集团公司发现要量化几十年形成的资产存量，几乎怎样做都会引起问题。发现“公有财产”量化困难的不只是横店一家。据笔者1994年调查，浙江另一家明星乡镇企业——万向节企业集团，在著名企业家鲁冠球领导下抵制“股份合作制”改制的主要理由，也是因为要量化没有初始契约的企业资产，可能麻烦到足以搅乱企业的正常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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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基于浙江、江苏和山东一些乡镇企业个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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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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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乡镇企业以其增长的高速度引起世界的广泛注意。由于国际国内的市场需求急速的扩张而传统的国有经济无力对市场的新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乡镇企业部门在相当长时期内获得长足的扩张，创造了中外企业史上几乎“前无古人”的增长业绩。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模式如此“适合”于市场经济发展，使得热门一时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似乎遇到一个例外。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构造基于中国乡镇企业经验的“反产权理论”。(1)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述理论创新的努力还没等总结出一般化的理论之前就势头日减。究其原因，主要是新理论的“原型”——中国乡镇企业、特别是集体制的乡镇企业——本身正在经历着一场急速的产权改革。这场产权改革，以企业产权的重新界定、转让和重组为主要内容。1997年中，各地大量累计多年的改革经验开始部分上升为中国官方的改革政策，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公有制企业进入大规模正式产权改革的激流。这场正在进行中的产权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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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为理解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最新变化提供背景分析。按照课题的规划，本报告收集并分析了全国乡镇企业的改革经验，并对浙江、江苏和山东一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个案进行了实地考察。考虑到目前任何统计资料还不足以反映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实际进展，因此本报告更多地采用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和一般化的方法。由于这一原因，本报告在限定的必要范围内，简要地讨论了有关概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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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组织如下：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概述和评论已有的论点和见解，并提出本报告的中心判断；从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本报告发现的中国集体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逻辑：企业控制权向经理层转移、经理报酬与企业利润挂钩，直到比较完整的企业剩余权的形成及其资本化，最后到发展出地方资本市场来交易资本化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第五部分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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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一、“界定模糊的产权”继续变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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