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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为理解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提供了基本线索。在人民公社全面公有化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乡镇集体企业，包含着内在的制度紧张。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面临产品市场的竞争，将市场原则不断地传导到企业的内部关系里来，从而影响社区政府拥有和控制企业模式的改变。最初的变化是仅仅发生在企业控制权方面，即乡镇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在市场和信息的压力下向企业经理层转移。在一些个案里，企业的控制权逐步做到完全掌握到企业经理手中。企业控制权的不同程度的变化，通常引起属于企业剩余索取权配置的相关变化。虽然这两种基本的企业产权可以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对称，并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选择种种过渡性的组合安排。但是，与控制权不相对称的剩余索取权总是引起企业经营的效率损失，从而不利于企业的竞争。进一步的产权革命不可回避。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实行经理收入与企业剩余挂钩，租赁承包经营、新的“公私合营”制、股份合作制、规范的股份制、经理持股以及经理脱钩借贷杠杆来持有企业的大股。贯穿在这一系列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故事中的基本逻辑是：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经理的人力资本产权，是公有制产权改革真正可靠的基础。这种在人民公社时代也无法被完全剥夺的私人产权，在市场竞争的力量下逐渐壮大，终于在公有制企业的产权结构中“无中生有”，直到成为企业产权改革的主导力量。当企业经理的人力资本获得企业股份的形式时，这种特别资源的产权就完成了它的资本化。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就是在一个范围更大的市场上，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交易企业资产的产权、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和资本化了的企业家产权。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但是“模糊的公有制企业产权”改革的最后一步，同时也是中国乡镇企业进一步的产权界定——企业资产的市场化重组——的第一步。总之，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乡镇企业的投资环境。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这场改革，理解这场改革的逻辑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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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的意思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分析产权安排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亦即所谓偏（partial）分析。当然，这样的提法多少有些武断，因为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是相互支撑、相互耦合的；一般地，我们很难单独地提取出我们关心的因素来。这里只是表示我们着重强调产权安排因素而已。如此提法下的一个隐含命题是我们并不认为产权问题是惟一的因素，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它是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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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典企业理论强调的是剩余权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契约中固定权利的相对面。在一个没有契约的背景下（如公有制企业），剩余权利也就是全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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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75年创办的横店丝厂是横店集团的起点。当时横店丝厂的原始投资共29.58万元，其中徐文荣从39个大队社员那里借款5万元（承诺3年归还），其余为银行贷款。这里，由企业家个人出面的集资起了决定作用。第一，他先集资得到的5万元成为向银行借贷的信用基础；第二，信用社贷款又成为他在更大范围内集资的基础，而在总的投资中集资数额占据了大多数。当我问到，究竟是哪些原因使社员们愿意把“家家户户省下的油盐钱”交给徐文荣去办厂时，当事人提到徐总的“人品”、“能力”和“以往的成功”。我把这些理解为横店的老乡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讨论卡森提出的“信任”问题，即“出资人何以相信企业家会为他们的利益而使用资金”。徐文荣获得村民出资人的信任是因为他个人的信誉，而他的个人信誉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的信用。从此，徐文荣个人的声誉就是横店集团无形资产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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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是观察过横店经验的学者们的一致结论。例如，由何伟、魏杰、沈伟光主编的《著名专家学者论横店》（1994）收集了14篇考察、研究横店模式的文章和报告，几乎每一位专家学者都阐述了徐文荣作为企业家对横店集团的突出贡献，其中，林子力和张小弟论文的标题直截了当就是“横店模式：徐文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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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文荣，1994年，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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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汪丁丁阐述的“产权博弈”（1996）的框架里，可以更充分地理解“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才能界定企业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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