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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的错误，是认为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应该限制市场进入，才能“减少严重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就是说，自然垄断还不能过瘾，必须加上政府的强制性禁入，才能“更优”。但是，只要加上行政性垄断排他的因素，自然垄断就再也不“自然”。社会再也无从分辨：是规模经济导致一家供应商在技术上更优，还是行政垄断排除了一切潜在的竞争对手？是成本优势令潜在别人裹足不前，还是政府权力压制了技术进步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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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创造的垄断租金，将不断引诱各方不惜耗费资源来攫取。假以时日，行政垄断租金的耗散，终究要抵消垄断减少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节约。政府垄断产业的“是否节约社会资源”，要长期看，才有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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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情况，即便政府控制了自然垄断行业的市场进入，替代还是难以完全杜绝，只是代价更为巨大。举一个实例，如果自来水早就开放市场竞争，现在满大街还有没有这样巨大的对矿泉水的需求？社会关于可饮用水的总投资，是不是可能节省许多？所以，武断地说政府控制自然垄断行业的准入，一定可以“减少浪费”，不过是更多的浪费被忽略不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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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错误推理，由于看到竞争是保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基础，所以，政府要运用行政力量，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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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错误，在于把保护产权产生的垄断，与侵犯产权的垄断混为一谈。竞争固然是技术经济进步的基本动力，但是，竞争要用清楚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产权保护来加以约束。缺乏有效产权约束的竞争，会让社会付出经济秩序方面的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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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普遍保护产权的条件下，市场上还是会发生各种个样的垄断。但是，未曾侵犯他人产权的“垄断”，无伤大雅。独到的资源和独到的资源利用方式，是垄断；成功的胜者拥有市场权力，是垄断；专利在有效时期内，是政府保护的垄断；商业秘密，更是垄断。所有这些垄断，都不能贸然反对。因为这些垄断，有的本身就是排他性产权的同义词，有的是市场竞争的手段、目标和结果。赞成产权、赞成市场竞争，所以不能反对这些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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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笼统反对一切垄断，发展成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大公司、反对一切市场赢家、反对任何情况下市场份额的寡占和独占，甚至反对创新领先，那就变成反对产权、反对市场竞争、反对技术进步和反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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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垄断的第一错误推理，强调经济落后，民间经济不成熟，所以必须由政府限制产权、特别是限制市场交易权，才能加快经济增长。关于垄断的第二错误推理，强调的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大公司的市场权力过于强大，需要政府施加法律和行政的平衡。殊途同归，都在于没有找准竞争、产权、政府和垄断关系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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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处在从低收入经济向中等发达的经济过度、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需要研究两大错误推理带来的实践教训，防范两大错误推理对我国“反垄断”法律和政策框架发生不良影响。我们更要当心，防止两大错误推理在我国的特殊国情里混合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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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结：反垄断的要害是“反对市场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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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以上分析，我们认定真正危害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是强制禁止或限制自由进入市场。其他诸项，包括独到的资源控制、创新领先、企业规模大、技术实力强、已经支付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以及莫须有的“垄断意愿”等等，统统有其名、无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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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概念，才可能产生明了的政策。政策明了，解决问题才可能抓住重点。因此，本报告建议，政府总的政策口号，拟提“开放行政性垄断市场”，重点是“消除市场禁入”。本报告还认为，权衡利弊，兼顾当前和长远，舆论和宣传上要避免过于笼统地“反垄断”。特别要防止，将“反垄断”混同为反大公司、反市场成功、反创新、甚至是反一切排他性的专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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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市场垄断形态是复杂的。保护产权的垄断，可能扩大保护而转变成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资源独特、创新、成功和成本优势的垄断，也可能派生出形形色色强制性排他性独占的要求。我们承认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但是，惟因为实际情况复杂，才需要简单明了的准确概念作为政策的基础。政府在反垄断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坚守如下原则：普遍保护产权，反对市场禁入。对付所有“复合型”市场垄断，关键是消除市场准入的强制性障碍，以次为界，不越雷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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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第三部分 管制与管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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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确定了消除垄断、开放竞争的政策，实施之后，如何管理基础设施行业？当前的主要思路是，开放市场与加强管制（或说加强监管），两手并重。本报告为此在以下部分集中讨论管制和监管问题。中心要说明，“管制”是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管制的实践，发达国家提供的从“管制建立”到“解除管制”和“管制改革”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最早实施管制改革的国家，发生了“再管制”和“管制消亡”的争论，也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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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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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不是一个传统的、或日常使用的中文词汇，其字面含义包含“控制、规章、规则”的意思。作为一个外来词，管制（regulation）反映的是一种政府与工商企业的关系，就是政府运用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控制工商企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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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法学关于管制的定义有许多。但是，根据《管制与市场》作者史普博的断言，“一个具备普遍意义的可有效运用的管制定义仍未出现”（《管制与市场》，中文版第28页）。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管制是政府针对工商企业的公共政策。有的强调，管制的实质是政府命令对竞争的明显替代；或者，是在一般法的正规执行之外，运用政府强制力来迎合某些特殊目的。有的干脆说，管制是管制者们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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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关于管制的定义包含一个共同的行为特征，即政府依据法规对企业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施加直接的行政干预。撇开关于管制的起源、效果和价值评判等等歧见纷纷的问题，撇开管制手段和管制重点的历史演化和国家之间的差异，管制总是政府对企业在市场上活动的直接干预。这是“管制”的基本特征，不会因为“regulation”被翻译成别的名词、例如“规制”，而有什么实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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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政府管理企业活动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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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定义的“管制”，发生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但容易遭到忽略的背景限制。本报告强调以下三点：（1）法治，特别是政府依法行政的传统已经确立；（2）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楚，没有政企不分的问题；（3）除非法律限制，私人产权包括资源的使用、收益和交易权利不受侵犯，而法律是一个公开的、各方可参与的立法（修法）程序的结果。本报告特别强调，不能脱离这个背景来借鉴发达国家的“管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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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楚地理解以上背景，我们有必要指出，“管制”只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经济过程诸多形式当中的一种。“管制”与其他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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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经济的形式，包括以下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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