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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二、如何做到“真实而又易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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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科斯贡献的我们不免进一步要问：怎样得到一个“既真实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呢？对此，科斯在1937年可是半点天机也不曾泄露。要到50年后，科斯详尽交代了写作那篇论文的起源、含义和影响，我们才可以从中领悟到科斯所取方法的由来。以下三点是我体会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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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据科斯自己讲，他的经济学训练主要是在商学院里完成的。商学院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实例研究（case study），也就是通过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来研究理论。因此科斯一边跟着Plant教授学习价格机制，一边对英国的公用事业下功夫，并且累积了研究真实的企业所必要的知识（如商法、产业组织、金融和会计）。可能正是这种“两线学习法”（一线理论，一线实例），使年轻的科斯一上手就“碰”到问题：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动配置资源，为什么还有不同的产业组织？后人可以看得清楚，科斯能够“碰上”这个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大幸。当时也许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起了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科斯没有对真实的企业下过功夫，他断然“碰”不到问题，或者“碰”上了也会擦肩而过。事实上，科斯的使命感使他不但“碰上”问题，而且碰上就抓住不放，尽管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们根本不讨论这个问题，已有的文献也不把这个问题当作经济学的问题。那么，如何寻找“在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现实世界里企业存在的原因”？下面这句话我认为可圈可点：“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Coase，1987，52）。这就是科斯的态度。他为此在1932年利用伦敦经济学院提供的旅游奖学金，安排了一次远渡大西洋的游历，去考察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组织。科斯在美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访问工厂和公司的主管，通过与“真实家伙们”的交谈来发现他脑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的答案。科斯为此可不吝啬时间，也不怕因为刨根揪底式的收集实际资料而“弄脏了自己的手”。作为年轻学人，科斯当然也访问了美国的学院和书斋，不过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听课”。即便是鼎鼎大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奈特教授的课程，科斯也不过旁听几次而已。科斯关注的问题不是从先辈学者的著作里找到的，因此他也不指望从现成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答案。1932年的美国之行，使科斯果然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的理由。回到英国后，科斯在1934年写下了他的草稿。三年后，这篇几乎未经修改就发表的草稿，就是今天举世皆知的“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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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点调查问题的约束条件。真实世界五光十色，因此到真实世界里求学问并非一件易事。科斯的法门是，着重调查问题的现实约束条件。他到美国调查企业时，心中想的是市场里为什么存在企业，但问出口去的却并不是“贵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样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科斯到处发问：“企业在什么条件下购买产品，在什么条件下购买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来自己制造？”这其实就是在调查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约束条件。我们知道，科斯不用“虚例”而偏爱用实例。“虚例”是想像世界的简化，比如在经济学著作里屡屡出现的“孤岛上的鲁宾逊”之类，其好处是“易于处理”，用得好可以有助于说明复杂的理论。但虚例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完全不反映问题的现实条件。试想问题都“虚”掉了，答案怎么可能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呢？在这一点上，“实例”的比较优势显而易见。实例是真实世界的简化，因此实例中总是包含着现实约束。不过，在简化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时，也有可能将一部分重要的真实约束简化掉。所以科斯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功夫调查的实例。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还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公司与其零配件厂的一体化程度，在这些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一面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一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这很好地表明了科斯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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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把从实例中得到的认识一般化。实例包含了回答问题的要素，但是实例本身并不能自动回答问题。从实例的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里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思想的跳跃，这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回到科斯的企业研究：他不但调查了一批美国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的实例，而且从中把各个不同的现实情况一般化为如下这样一个判定：“如果企业为购入要素自己制造而支付的费用低于它直接从事产品买卖的费用，企业就制造；反之，企业则购买”。这个一般性判定是思维上惊险的一跃，因为科斯从中提炼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经济学概念——交易费用。经此，“企业”和各种复杂合约就如同“产品和劳务”一样，变得“易于处理”了。以往的经济学忽略了交易费用，或者不言自明地“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所以无法分析市场里的各种组织；科斯从实例中一般化出交易费用，扩充、而不是抛弃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之可以“处理”企业问题。因此，当我们读到“企业的组织费用在边际上等于企业支付的市场交易费用”时，我们再也不会吃惊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句子了。这说明，科斯的实例研究可不是满足于那些“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资料”，他要“咀嚼”实例，把实例里面包含的逻辑和道理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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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表明，至少有三个关键词在科斯的方法论里占据重要地位：真实世界、实例和一般化。这也提供了是否运用科斯方法的几个恰当的“指标”。下面，我们就据此来评论天则所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我们将看到，天则研究成果的长处和不足，是可以通过这几个关键词的讨论来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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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三、引人入胜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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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研究所的这批研究成果首先显示，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故事，经过经济学家的精心整理，可以变得如此引人入胜。首批九个天则案例，个个精彩，虽然不同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它们精彩的程度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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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起来，使真实故事引人入胜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大家公认”的逻辑相抵触。在这种场合，“公认”会发生的没有发生，而“公认”决不会有的事却偏偏来了。在这类“与常理不合”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那些与“权威”的预言或断言不相一致的真实了。任何一个喜欢探究的人不免要问：为什么“反常”？这样的故事读着就会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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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天则提供的例子吧。比如人们曾经公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会（或不应该）允许任何一种计划额度（票证）的买卖合法化的。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在于，计划额度（票证）乃政府发出的分配凭证，并不是“由劳动创造”，本身“无价值”，要是官方容许计划额度买卖，岂不就是纵容“不劳而获”？迄今为止，上述公认的逻辑在绝大多数场合依然有效，因为官方对为数不少的计划额度（票证）的地下买卖，从来采取禁止、打击和取缔的立场。但是，有一个却是例外：外汇额度交易。盛洪抓住这个例外细说从头，研究其何以从非法买卖演变成官方许可的合法交易，并且成为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的故事当然引人入胜：政府在什么条件下承认并保护“权利的交易”？又比如，人们公认“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从几十年前宣传计划经济优越性，到近几年批评经济建设中的时弊，“无政府竞争造成的浪费”总是一个基本的论据。但是，刘世锦、江小娟深入冰箱行业的调查，却表明恰恰是这种伴随着“浪费”的竞争，推动了冰箱行业的质量进步和规模经济，同时还有效地缩短了满足市场需求的时间。在这个冰箱的故事里更为有趣的是，那些以废除竞争、“计算起来更优”为特征的所谓“产业政策”，不是根本无从实施，就是浪费更为严重。这些事实与“常识”如此不一致，人们总会有兴趣多看一眼“不应该有的”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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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要数成都和上海两地股票市场的案例了。这两个故事堪称“上品”，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记录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很好地表明，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所需要的那些支持系统，可以怎样“反常地”在中国形成。不少学者相信，应该在初级市场改革（如产品市场放开）的成果稳固之后，应该在企业改制见效之后，应该在一系列法规建立健全之后，特别应该在政府有条不紊的周全安排下，才可以考虑开放比较高级的市场（如股票交易和期货交易）。这或许正是耶鲁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警告中国政府在20年内不要开放股市的原因之一（见吴敬琏的转述，1995，P9）。但是，杨维关于成都“红庙子”股票交易自发成市的出色研究，却表明在某种条件下（一个足够强的盈利预期、政府放宽管制和其他），个人和自愿团体也有可能主导“为完成复杂交易不断界定产权”这样似乎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公共品的供应。“红庙子”发生的事的确是一个“倒爬楼梯”的个案：在初级交易还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大体靠自发势力实现了股票这样符号化产品的高级交易。这个故事的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它“不合已有逻辑”的真实。你看，在法规、服务和什么都不健全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这些四川人居然用钱买“纸头”——早期的股票——而使交易达到“每天10万—30万人、成交额1000万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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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陈郁提供的上海股市的故事就不像“红庙子”那样大起大落。不过，上海的真实也同样引人入胜：无论政府如何努力“规范”股票的柜台交易和场外交易，这种交易的“私人契约”特性——自由成交——总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在“合法”、“非法”或“半非法”条件下实现私人契约的交易费用）。这场“规范”与“（持股人）牟利本性”之间的博弈，一直到上海证交所——一种把股票自由竞价制度化的组织——成立才算告一段落。陈郁的故事说明，那些试图“消灭”千千百百股民卑微的牟利动机的“规范”根本不会成为“秩序”之源，因为它们总是无法实行。相比之下，上海的公开和私下的股票柜台交易落得了一个比成都“红庙子”自发股票买卖更长远的制度结果。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制度演化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重要的是这两个故事共同揭示了在真实世界里制度和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伦敦、纽约和香港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有许多因素共同起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成文的规范条款里去探查，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因为在每一条成文规范的底部，都熔铸着深厚的由利益驱动的自发努力、创新尝试、出了格的想像力和“家伙们”的看似疯狂。对自发性毫无理解的人要称懂得市场经济，恐怕只是他在那里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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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入胜的故事，得来却不容易。天则所的同仁看来直接秉持了科斯的作风：“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制度变迁的问题和答案。这种工作在哪里都不容易，但由于以下几点更加显得困难。第一，天则所项目确定的研究对象——制度变迁——本身比一般的研究科目更难以观察；第二，几乎任何一个领域、方面或组织的实际情况的累积性报告，在我国好像都特别稀缺，加之有限的一点资料还因为部门、地区分割以及“保密”等等而变得更为零碎；第三，成果评价系统对事实含量高的研究的激励不足。因此回过头去看，天则所组织这么一个立足真实个案的大型研究，没有很大的一股劲要去实践自己选定的方法论，恐怕做不下来。在张曙光关于这个项目的说明和“课题计划书”里（见这本书的附录），我们就可以读出这么一股“气”来：“本项研究不仅要补上案例研究的空缺，而且要从中探索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道路”。为了多读到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愿意在此高喝一声：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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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四、“看不见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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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抓到了问题，如何“打开”呢？上文说过科斯的办法是，侧重调查问题展开和问题解决的现实约束条件。对于制度性约束这样的“社会软件”，科斯从人或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出发，追寻那些“看不见的”制度约束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天则案例里包含了相当不少一等一的制度变迁问题。紧接而来的，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似乎不该发生的”真实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通过这种揭示，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对天则首批成果的评论是，一些案例做得比较好，一些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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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张宇燕研究的联通公司案。张的问题极为重要：为什么国家在电信业这样一个重要、敏感、“自然垄断特性”明显的部门，放松了管制，准许联通公司冲破邮电部的独家垄断？张宇燕的报告，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他具备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实力和潜力。第一，张文清楚而简洁地勾勒出电信行业从独家垄断到“双头竞争”的全貌。这极不容易，因为本案例涉及到电信业整体、三个相关部委、军队机构和国务院高层决策，调查难度极大。第二，作者的理论修养使他直抓问题要害——国家增加了电信牌照的发放而弱化了政府独家垄断。但是，当本项研究展开到要回答“国家在何种约束条件下才‘反常’地放松了电信管制”这一中心问题时，张却用“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直接滥觞于财政拮据”（第167页）——代替了进一步的调查。事实上，张的判据并不充分：“我们至少可从表面上看到，电信业放松管制与财政困难同时出现这一‘巧合’，其背后可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第157页）。这其实只是一个猜测，因为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并不意味“有必然联系”。猜测常常是需要的，因为猜测有可能成为进一步调查（验证）的题目。问题是作者再也没有下功夫调查他猜测到的“某种必然联系”，而是引用了一番诺斯和希克斯关于17世纪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增加财政收入的见解，就断然写下了他的“基本判断”。对此，一位看来非常熟知电信行业的评论人秦海，指出张的这一判断“是武断的”（第182页）。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在介绍张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后，也指出“把电信业放松管制归之于财政困难并不确切”（第19页）。但是无论秦海还是张曙光，看来也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秦海的替代性结论是“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是电信业生产力变化的结果”（第182页），张教授的则是“其直接原因是巨大需求压力下的高额盈利的吸引”（第19页）。不知各位读者以为如何，我读了这两个替代性的结论，反倒觉得还不如张宇燕原来的猜测更有潜在的说服力。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位评论人都没有从方法论上批评张宇燕，也都没有“咬住”张非要他继续调查否则不放他过马。对此我的批评是，他们和作者一样，把“调查现实约束”这一重点看轻了。“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放松电信管制”，如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一样，是不可小看的关键。在这样的关节点上，猜测也罢，大经济学家已有著述的启迪也罢，都有意义，但都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对真实原因的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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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盛洪研究，“为什么外汇额度交易被惟一认可”和张曙光研究“中国如何走向放开粮价、取消粮票”这两个案例时，他们的灵感也共同来自诺斯“财政考虑基本左右着政府的决策”的观点。这不奇怪，因为在诺斯之后，要成功地解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而无视诺斯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同样的财政补贴压力，为什么在外汇交易上是允许其合法化，在粮票问题上却选择了压缩计划购销、扩大自由粮食市场的路线呢？就这一点而言，把盛、张两例放到一起后反而没有一个清晰答案。我认为这里的弱点可能是作者在重点调查约束条件时，在取舍方面下的功夫不足。试想当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一部分零部件自己设厂制造，另一部分购买时，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起了作用。科斯在调查时，一定花费功夫对所有因素进行取舍，否则他怎么会最后集中到“工厂组织费用”和“通过市场购买的费用”这个要害的约束条件上来呢？在现实的、诸多的约束条件中，必有一些更一般、更重要、更基本。研究中不仅要通过调查“取”这些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要经过调查分析“舍”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否则，下一个步骤——“把个案一般化”——是无从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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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起来，本书关于自发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简明而清晰。成都“红庙子”案例的中心问题是“自发的股票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可观的规模？”杨晓维回答这个问题不凭猜测，也不靠灵感，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调查一个物件上——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调查的中心线索是，“同时持有记名股票和原始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否可以过户？”可以过户，股票自发交易——一种权利的交易——就有了保障；不可以过户，自发交易图利就没有制度基础。“红庙子”自发股市的“弱小—兴盛—衰竭”三部曲，果然就是与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不被承认—承认（企业承认而地方政府不反对）—不承认（明令禁止）”相对应。我们都知道从产权确立到产权的可交易，是制度变迁中的惊险一跳。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的排他性界定和产权可交易性的讨论，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但是我们（至少我自己）绝不可能想像、推理和设计出，支撑一项（颇为复杂的）权利交易的最必备的制度条件可以如此“简单”。分散的自发创新过程所拥有的成本最小化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陈郁的调查更进一步，他发现在上海股票的自发交易阶段，“过户专业户”甚至有本事办成那些没有原始股东身份证的“最次品”股票的过户手续，因而那里的大规模的股票私下交易是通过一个“分工结构”来实现的。经济学家通常是通过“价格差”来解释“交易”的。似乎只要差价——买入卖出股票的差价，买卖票证的差价以及诸如此类——足够大，交易就会发生，但是，把差价转化为当事人的收益需要制度——“看不见的制度”——的支撑。杨晓维和陈郁眼力不凡，一个看见了“身份证”，一个看见了“过户专业户”，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权利交易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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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五、把实例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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