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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四、“看不见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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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抓到了问题，如何“打开”呢？上文说过科斯的办法是，侧重调查问题展开和问题解决的现实约束条件。对于制度性约束这样的“社会软件”，科斯从人或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结果出发，追寻那些“看不见的”制度约束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天则案例里包含了相当不少一等一的制度变迁问题。紧接而来的，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这些“似乎不该发生的”真实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通过这种揭示，增加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对天则首批成果的评论是，一些案例做得比较好，一些还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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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张宇燕研究的联通公司案。张的问题极为重要：为什么国家在电信业这样一个重要、敏感、“自然垄断特性”明显的部门，放松了管制，准许联通公司冲破邮电部的独家垄断？张宇燕的报告，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他具备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实力和潜力。第一，张文清楚而简洁地勾勒出电信行业从独家垄断到“双头竞争”的全貌。这极不容易，因为本案例涉及到电信业整体、三个相关部委、军队机构和国务院高层决策，调查难度极大。第二，作者的理论修养使他直抓问题要害——国家增加了电信牌照的发放而弱化了政府独家垄断。但是，当本项研究展开到要回答“国家在何种约束条件下才‘反常’地放松了电信管制”这一中心问题时，张却用“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直接滥觞于财政拮据”（第167页）——代替了进一步的调查。事实上，张的判据并不充分：“我们至少可从表面上看到，电信业放松管制与财政困难同时出现这一‘巧合’，其背后可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第157页）。这其实只是一个猜测，因为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并不意味“有必然联系”。猜测常常是需要的，因为猜测有可能成为进一步调查（验证）的题目。问题是作者再也没有下功夫调查他猜测到的“某种必然联系”，而是引用了一番诺斯和希克斯关于17世纪英国国王通过出售特许权增加财政收入的见解，就断然写下了他的“基本判断”。对此，一位看来非常熟知电信行业的评论人秦海，指出张的这一判断“是武断的”（第182页）。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在介绍张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后，也指出“把电信业放松管制归之于财政困难并不确切”（第19页）。但是无论秦海还是张曙光，看来也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解释。秦海的替代性结论是“中国电信业的放松管制是电信业生产力变化的结果”（第182页），张教授的则是“其直接原因是巨大需求压力下的高额盈利的吸引”（第19页）。不知各位读者以为如何，我读了这两个替代性的结论，反倒觉得还不如张宇燕原来的猜测更有潜在的说服力。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位评论人都没有从方法论上批评张宇燕，也都没有“咬住”张非要他继续调查否则不放他过马。对此我的批评是，他们和作者一样，把“调查现实约束”这一重点看轻了。“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放松电信管制”，如同“企业在什么情况下购买，在什么情况下制造”一样，是不可小看的关键。在这样的关节点上，猜测也罢，大经济学家已有著述的启迪也罢，都有意义，但都代替不了真刀真枪的对真实原因的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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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盛洪研究，“为什么外汇额度交易被惟一认可”和张曙光研究“中国如何走向放开粮价、取消粮票”这两个案例时，他们的灵感也共同来自诺斯“财政考虑基本左右着政府的决策”的观点。这不奇怪，因为在诺斯之后，要成功地解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动力机制而无视诺斯的见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同样的财政补贴压力，为什么在外汇交易上是允许其合法化，在粮票问题上却选择了压缩计划购销、扩大自由粮食市场的路线呢？就这一点而言，把盛、张两例放到一起后反而没有一个清晰答案。我认为这里的弱点可能是作者在重点调查约束条件时，在取舍方面下的功夫不足。试想当年福特汽车公司决定一部分零部件自己设厂制造，另一部分购买时，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起了作用。科斯在调查时，一定花费功夫对所有因素进行取舍，否则他怎么会最后集中到“工厂组织费用”和“通过市场购买的费用”这个要害的约束条件上来呢？在现实的、诸多的约束条件中，必有一些更一般、更重要、更基本。研究中不仅要通过调查“取”这些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要经过调查分析“舍”掉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否则，下一个步骤——“把个案一般化”——是无从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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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起来，本书关于自发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的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简明而清晰。成都“红庙子”案例的中心问题是“自发的股票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可观的规模？”杨晓维回答这个问题不凭猜测，也不靠灵感，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调查一个物件上——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调查的中心线索是，“同时持有记名股票和原始股东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否可以过户？”可以过户，股票自发交易——一种权利的交易——就有了保障；不可以过户，自发交易图利就没有制度基础。“红庙子”自发股市的“弱小—兴盛—衰竭”三部曲，果然就是与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不被承认—承认（企业承认而地方政府不反对）—不承认（明令禁止）”相对应。我们都知道从产权确立到产权的可交易，是制度变迁中的惊险一跳。新制度经济学对产权的排他性界定和产权可交易性的讨论，包含着复杂的内容。但是我们（至少我自己）绝不可能想像、推理和设计出，支撑一项（颇为复杂的）权利交易的最必备的制度条件可以如此“简单”。分散的自发创新过程所拥有的成本最小化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陈郁的调查更进一步，他发现在上海股票的自发交易阶段，“过户专业户”甚至有本事办成那些没有原始股东身份证的“最次品”股票的过户手续，因而那里的大规模的股票私下交易是通过一个“分工结构”来实现的。经济学家通常是通过“价格差”来解释“交易”的。似乎只要差价——买入卖出股票的差价，买卖票证的差价以及诸如此类——足够大，交易就会发生，但是，把差价转化为当事人的收益需要制度——“看不见的制度”——的支撑。杨晓维和陈郁眼力不凡，一个看见了“身份证”，一个看见了“过户专业户”，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里权利交易的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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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五、把实例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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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察中得出一般化认识的能力，据张五常教授讲，中国人是比较差的。人们也许不一定都同意张的“判决”，但是天则所首批成果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我看来却正是“把实例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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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天则的案例研究缺乏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恰恰相反，本书理论要素的密集、新颖和广泛，不但以往许多调查报告集不可比拟，就是相当一些“理论专著”也难以望其项背。比方唐寿宁讨论的“立宪性规则选择缺失条件下的行政性一致同意”（见第118—140页），就是交给经济学博士生班去阅读，也还是可能令人担心其内容过于艰深。从这一点看，本项研究绝不是就事论事之作，符合项目设计中“进行经济系理论创新”的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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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前理论十足，后一般化不够”。此话怎么讲呢？九篇案例研究报告中，至少六篇的引言或导论立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提出问题。这就是所谓“前理论十足”。提出问题，描述个案，分析讨论，假设检验，一路来到结论。但是，读来令人气短：在绝大多数文章的结论里，作者都不再费心把研究过的实例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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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说无凭，有兴趣的读者还是随我快速翻阅一下九篇案例报告的结论部分。樊纲、刘世锦和江小娟两篇，结论用来讨论政策；孔泾源和张曙光则集中展望制度的演化方向（一个正向，一个逆向）。政策和展望当然重要，但它们都不是对实例中的经济行为或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抽象而得出的一般化结晶。张宇燕的案例分析理论性很强，但结论部分不知怎么来了一个“中国古典式”的模棱两可：“国家垄断的强化和弱化，特许权的扩大与缩小，至少用历史眼光看，恐怕也只能是一件因时而论而定的事情。”唐寿宁越写越实，图书馆的案例被放到附录，全篇以故事和故事的概括收尾，没有为提炼他的故事留下空间。陈郁结论中的“经验总结”部分一样是故事的概括，而“理论总结”部分里的概念，如他的评论人张军批评的，“并没有在先前的案例分析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和运用”（第53页）。换言之，不是自己研究过的实例的一般化，而是外来的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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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来，九篇中只有杨晓维和盛洪两篇的结论用心对实例中的行为和过程抽象。杨晓维的故事一流，已如上述，他的结论也提升了实例中包含的有关“制度创新”的一般道理。但是，杨的结论似乎仍然过多地受到经济学家已有“框架”的束缚。“红庙子”的故事其实已经表明，所谓“自发的”股权交易不仅包含着纯粹“私人和自愿团体”的努力，而且包含着地方政府的默许和中央政府在一定时间内的鞭长莫及或眼开眼闭。“红庙子”的兴盛，是私人和自愿团体在盈利潜能的驱动下，与地方政府利益达成一种默契的结果。后来这个默契瓦解了，红庙子市场也由盛转衰。因此，这里有可能得出比林毅夫“自发的制度创新和强制的制度创新”范式更为丰富的创新范式。创新可能超出了纯粹私人自发的水平，但却还并不是政府强制性引导的结果。只要私人努力“诱致”政府不反对或默许，制度创新也可能发生。但是杨的结论限于“自发创新”和“强制创新”两个范式的讨论，虽然他对政府强制创新模式留下了深深的怀疑。我自己在研究农村改革的实例中也发现，包产到户合法化，就既不是纯粹的私人努力，也不是政府强制性创新所能实现的。它是在农民和政府（首先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中达成的。这里正好一并提出来求教于杨晓维、林毅夫和其他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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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的结论部分对计划权利的交易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合法化做了很好的一般化归结。从结论里，我们可以得到对计划体制转型的、超越外汇额度交易个案的更一般的理解。盛洪的结论不是没有再讨论的余地，但在科斯方法论的意义上，我对他的结论没有批评。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例写法几乎没有“前理论”色彩，盛洪显然把抽象的力气都留到了后部，也就是把实例一般化。在天则的同人当中，只有盛洪一人访问过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当面得到科斯的指教。也许因此盛洪的研究风格就受到科斯的“传染”。略为遗憾的是，盛洪的“再传染力”好像还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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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知道天则所首批成果在“把实例一般化”方面普遍薄弱的全部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的总结才更可靠。但有一个推测我要不揣冒昧地在此提出，这就是研究工作中的资源配置（研究基金和时间）常常可能失当。据我观察，现在利用基金、特别是国际基金的研究项目，几乎没有不重视事实调查和数据收集的。但是，往往数据到手之后，精力、经费和时间都不多了，正好匆匆了事，再奔下一个。其结果，对千辛万苦收集的原材料的加工再加工不足。原料还没有被充分“咀嚼”，就“上市、出口”了。1991年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南加州大学两位教授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我们一起谈过几次，也收集了一批资料。过了不久，他们写出了一份200页的项目书，内容包括背景、问题、已有文献、假设、模型、数据来源说明和初级检验结果。这份项目建议书显然要比国内许多研究成果还像“研究成果”。后来我知道，在美国手里拿着“半成品”或“大半成品”申请研究基金的可不是少数。这种“国际惯例”对科学研究的利弊如何，我没有全面评论的资格。但是这种做法至少有一点好处，一旦得到资源，可有力量对“半成品或大半成品”施加精加工。天则的这批成果，花在再加工方面的资源应该说已经不少，本书中执行主编给许多作者的建议修改信和评论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但即使如此，本项研究中“残存的附加价值”还是极为可观。福特基金会如果有意，不妨考虑对这批已经对真实世界下过功夫的作者们追加一点资源，专门用于再整理、再提炼和再“咀嚼”，专门用于逼迫他们“静想”和“静写”，如此，大有希望“憋”出一些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更高质量的“一般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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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 六、超越“实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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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科斯方法论的几个关键词对天则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作了一番散漫的评论之后，我想回到对科斯方法论的一个“误会”来结束本文。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常常被叫做“实证经济学”。更为广泛的，是把一切研究现实的作品，都称之为“实证经济学”。例如，本书执行主编张曙光就把案例研究看成“是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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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因为涉及到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经典的实证经济学强调理论的精确性可以由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而得到基本检验（Robbins，1932）。但是自从弗里德曼1953年“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的论文发表之后，此种经济研究方法论变得特色鲜明而影响广远。弗里德曼的中心论点是，各种互相竞争的理论的优劣，应当以它们产生的“推测”（Prediction）的准确性来衡量（Friedman，1953）。对于弗里德曼来说，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推测是经济研究的核心。如果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能与事实“令人惊奇地一致的”推测，那么这个推测有没有现实的基础并不重要。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简洁的、想像的推测能被验证，说明理论能用较少的投入解释大量的事物，恰恰是理论“经济性”的表现。简言之，前提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弗里德曼自己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就是如此。“永久性收入”并不是可以观察的，但是这一想像的假说与居民住户的消费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却比凯恩斯理论的说明更好。虽然弗氏的这种实证经济学后来受到许多批评，如萨缪尔森指责这是蔑视逻辑法则，但是经济学家试图“猜出”一个同数据一致的推测的方法，还是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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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对以上方法并不满意。对于罗宾斯式的以检验假设与事实一致性为中心的实证经济学，科斯强调假设必须首先是真实的。对于弗里德曼式的实证，科斯更是斩钉截铁地表示“经济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推测的准确性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1987，52）。在这一点上，科斯同哈耶克一样，质疑经济学家是否比别人更有本事来提出“推测”。他不认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是提出推测并检验这些推测。经济学家选择理论限于理解、解释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要去多种可能的理论中作出选择，可靠的基础在科斯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性假设。科斯毕生的工作，就是在发现、找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的前提。众所周知，他找到了一个，这就是“真实的市场交易费用不为零”。根据这一点，我以为科斯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原则的区别有两点：①前提性假设必须真实而又易于处理；②主要使命是发现人们经济行为的逻辑从而增加我们的理解，而不是推测和检验推测。诚如科斯自己在获诺贝尔奖时所言，他没有给经济学贡献过什么高级的理论，但他的工作——找寻一个更现实的前提性假设——却给经济学带来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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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能比实证经济学在后辈学人里获得更大的回响吗？它能比实证经济学累积起更丰盛的研究成果吗？它真能够弥补实证经济学的方法里还包藏着的某种“回避真实”的那些缺陷吗？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不过我们也不必为这些终究要由“思想市场”来决定的问题过于劳神。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了不同于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知道有一小批经济学家开始实践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还格外高兴地知道，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开始了它在中国的实践。天则所的工作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他们比较系统地开始了，这一点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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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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