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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资本都存在逐利性，这是资本的本质。南街村的资本为什么就要例外呢？南街村集团通过设立若干全资或控股或参股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分红，然后把该集团资本所得红利用作南街村人的福利，不仅符合产权的逻辑，也是南街村法人合理合法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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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街村集团的收入和分配管理方式来看，南街村村民是低工资加高福利（按基本需求供给），对外来职工则采取高工资（按劳分配）加低福利（按特殊需求供给）。这种分配体制既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又能体现人人平等和集体致富的共产主义高尚追求，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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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二：改革开放的包容政策催生了南街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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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集团的发展始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9年。在此之前，虽然南街村也是集体所有制，但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南街村才开始了对集体所有资产的运作。南街村没有采取集体土地承包责任制，而是采用了更加超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模式，把集体土地等要素资源作为资本投入到工业企业发展中，赢得了赚取剩余价值的第一桶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甚至可以说，南街村今天的成功并非得益于集体所有制的威力，而是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结晶。现在仅南街村集团下属的一个调味品厂，每年的产值就达五亿多元，创造利润近亿元。如果允许集体土地只在农村流转，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南街村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多的收入，南街村村民也不会有今天的各种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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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告诉我们：南街村现象值得研究和深思，却不能证明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如果不是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南街村不会有今天的发展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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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三：毛泽东思想具有特定含义，不可作为南街村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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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把它的成功实践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体系，比如共同致富、按劳分配、大公无私、基本生活供给制等，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低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成功主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基本没有大的发展。从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到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基本上处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轨迹之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如果非要为南街村的实践寻找一种理论支持，还是邓小平先生的“黑猫白猫论”更为合适，因为是邓小平理论为南街村的成功实践创造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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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四：南街村带头人的个人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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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的带头人王宏斌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是能人。能人有时候可以颠覆各种所有制悖论。所以说南街村只是一个特例，需要适当的环境和机会，也需要历史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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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的公平理论和实践在一个家庭内比较好协调。因为家庭是由亲情、传统道德和文化来维系的，相比于一个集体组织容易协调得多。而王宏斌先生是把公平理论推广到一个村集体。用南街村人的话说：没有王宏斌就没有南街村的今天。而如果将来没有了王宏斌，南街村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可以预见的是：南街村将变得越来越好。为什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开明政策为南街村模式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了混合所有制模式，为南街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二是南街村的集体所有制将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发展，尽管前进的道路上存在曲折和反复，但重新确立产权将不可避免，谁也无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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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街村模式到底能维持多久，有无推广应用价值，确实值得研究，而集体所有制无法回答和面对这个问题。正如日本的“山岸村”模式一样，奉行的是“生活一体化”“经营一体化”和“知足者富”的与世无争的生存逻辑，已被法国、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和泰国等引入，但无一不属于特定环境下的“世外桃源”，有的团体还带有宗教性质。在日本，一般人把他们视为“一群不可思议的怪人”“逃避社会现实的人”和“逆社会发展而生活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们并没有被贴上“集体所有制”成功案例或者“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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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第四章 合理预期混合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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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概念成了学界讨论的热点。混合所有制是针对国企改革的新提法，而中国的国企改革始于晚清，一直延续到现在。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放到大历史中去观察会发现，它并不比股份制高明多少。国企改革的本质是产权归属问题，产权归属涉及资源的占有与配置问题，这背后起作用的是权力。国企改革是一场资源配置权力的博弈。如何深入理解《决定》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如何搞明白混合所有制到底意味着什么，决定了中国国企改革未来之路将如何走。产权到民才是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混合所有制只是通向罗马的大路之一，对混合所有制不应有过高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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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权力游戏：国企改革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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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史，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便是对经济参与主体的定位与分工，即由谁来办企业、如何配置资源。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模式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此消彼长。但无论哪种模式，权力始终居于核心位置。如果说有差异，仅仅是不同历史阶段主导经济的力量在形式和程度上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源于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当时的国际环境。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究其本质，仍是这一历史问题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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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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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明，还是西方启蒙运动时的社会契约论，都认为政府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的管理者，而不是与民争利者，诚如《大学》中说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因此，公共领域和资源垄断行业由政府经办，竞争性领域由民间经办，由市场配置资源，成为既符合契约精神又符合经济原则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盐铁专营，欧美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无不如此。这是我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成熟的经济体系的前提下，也是中国在经过上百年探索试错并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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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费正清、费维恺在《剑桥晚清史》一书中指出，中国企业的模式涵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办三种企业形式。三种形式之间是一种不断嬗变的过程，近代以后，中国企业的发展形式，由起初的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转变到后期单纯由政府直接操控。这其实是按照黄仁宇大历史的视野对中国百年企业史的一种总结，直至今日，国有企业仍未彻底走出历史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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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铁道部被撤销前，在行政级别上是主管铁路行业的国务院部委，在经济上是垄断铁路市场的“铁老大”企业。回顾历史竟然发现，这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兴办铁路模式在今天的翻版。再如，在国企问题上，一边是前国资委官员卸任时自诩已实现央企的增值保值，一边是舆论对“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的口诛笔伐。政府对国企的错误定位，让管理者两头受气。即便如此，像中粮收购蒙牛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案例仍时有发生。在官商问题上，一边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活动中的如影随形，一边是每倒下一位企业家必带出一批“有问题”的官员。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所滋生出的腐败让权力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很多企业的经营者又希望依附于权力并从中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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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很多本该超越意识形态而无须争论的事，在现实中却与常识相距甚远。背离常识的结果必定是对经济规律的扭曲，而片面甚至错误的认知则容易被固化积淀成社会问题，最终又反过来挑战常识。就像在国企问题上，很多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荒诞可笑的事情，在现实中却成为尊重历史传统、维护政治正确性的选择。这也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顾理论的与时俱进，要重视历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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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国企不但数量大幅减少，其规模和赢利能力也今不如昔，私企和外企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物权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成为市场经济的有力保障。但是，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腐败、不公平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些问题究竟是改革的副产品，还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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