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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点，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我国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伟大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成功，也就是文章中阐述的“抓大放小”的改革过程和结果；二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资产价值的评估难度不大，即使在改制过程中也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不会影响大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三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首先应让位于民营企业，国家没有必要办企业与民争利（这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理论中都有正确的阐述）。从长远和发展的眼光来看，用市场经济的逻辑去推断：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彻底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和付出代价多少的问题。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成功并不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这里顺便要提一下，王忠明先生对于组建大飞机公司应吸收非公资本介入和电信业改革应吸收民营企业参与的改革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这是属于竞争领域的事情。因为国家资本本不该进入大飞机公司，电信业则应尽快逐步实现民营化。这种时间与代价的付出是必要的和不可挽回的。这也说明了即使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充满争议和风险的。所以说，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冒这种风险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而国家垄断企业改革不必要也不应该冒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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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资产的可交换、转让和出售。按照王忠明先生的观点，国有企业的产权再清晰不过，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既然是国家所有，那么有什么理由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呢？有什么理由要实现交换、转让和出售呢？目前国有企业（包括垄断领域与竞争领域）改革的思路就只有一个，就是为使现有的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尽管具有不确定性，要保值增值就只有通过投资和生产经营才能实现，要赢利就只有通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才能实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同样适用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而不适用于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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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有垄断企业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改革路线，还有太多问题需要探讨。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和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王忠明先生的观点既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辉煌成就，也指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我认为，它对指导现在和将来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但并不适用于国有垄断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如果依此观点全面指导今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会矛盾重重，后患无穷。至少我们目前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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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是要认真研究一下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了。研究的重点首先是要把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区分开来，其次才能分类研究国有企业其他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国有垄断企业只有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才能完成全体人民赋予国家的重托。我们不是已经总结出了“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之谈吗？难道还怕搞不好国有垄断企业。所以说，国有垄断企业实行单一的国有体制即使不是最优选择，也应该是最正确的选择，而且我认为这种改革思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业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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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四：如何体现效率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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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的效率与民营企业的效率孰高孰低，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可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来是清楚的，但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什么呢？因为角度不同，难免得出不同的结论。国资管理部门往往引用的是绝对效益和同比增长率，但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要的是政绩，而非实际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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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9年国资委公开披露的央企实现利润8 000亿元（高于2008年的利润所得），以及2007年（效益较好的一年）的利润所得，我得出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资产利润率）不如存入银行的利息高的结论。实际上，按照2009年中国500强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1.5%，而民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至少为3%，二者相差50%。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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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我查了近３年国有企业的资料，2007年国有企业资产为35万亿元，实现利润1.7万亿元，资产利润率为49%。2008年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6 986亿元，除央企外其他国企是负利润，所以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只有1.99%。2009年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8 000亿元，除央企外其他国企是负利润，所以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也仅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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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充分说明，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非常之低。2008年恰逢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资产利润率就更低；即使在2009年，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大部分都投向了国有企业，其资产利润率也只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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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还说明，全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利润还没有同期（2007~2009年）的银行存款利息高。如果35万亿元资产存入银行，按照3.33%（三年定期存款利率）的年利率计算，每年的利息收入可达1.17万亿元，那么3年的利息总和就是3.5万亿元，高于同期3.198万亿元的经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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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有企业的利润如此之低，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仅要维持国有企业在垄断行业固若金汤的地位，还要在竞争性行业大举进攻呢？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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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央国有企业地王频现。一部分中央国有企业向竞争性领域的全产业链进军，以及全国许多地方亏损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赢利的民营企业等事例，让人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全国人民对垄断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种种非议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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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8 000亿元利润只能说明，2009年中央国有企业的利润比2008年提高了14.6%，没有什么更深远的意义，对于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更没有指导意义。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和思路的深刻反思，应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校正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一定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区分开来。唯有如此，才能厘清改革的思路，制定出更好的改革方针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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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五：改革思路需要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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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绩不容否定，但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和做法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原因在于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混为一谈。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国有企业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把两者分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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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引起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关的各种评论和国资管理部门部分官员的言论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些国有企业的掌门人颇感不平，广大人民群众则是怨声载道，尤其是部分央企管理人员的高薪、频频出现的地王、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中无视财产权保护的现象等，再一次把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这种情况，国有企业管理部门的官员、民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和部分关心国有企业改革的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到目前为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不见中央政府高层对此有何表态，对一些敏感且明显错误的做法似有扼制，但干预的力度相对较弱，不痛不痒，甚或造成更大的麻烦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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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如果再不厘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将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并会影响诸如政府职能转变等其他方面的深层次改革，甚至影响到安定团结、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当前，要使国有企业改革走上正确的道路，首先要弄清楚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对这两个概念都搞不清楚，必然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把局部当全部，从而无法准确定位，结论也就难免南辕北辙，最终贻误改革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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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概念做个说明。何谓国有企业改革？顾名思义，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属于企业改革的范畴，只不过改革的主体由一般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但仍然是微观层面的改革，即如何把国有企业搞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如何正确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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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很显然，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战略，虽然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交了很多学费，但毕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全国人民有目共睹。这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范例。其原因就是国有企业不赢利，效率低，因而需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我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即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如何做正确的事。而做正确的事，责任在于政府，不在于执行层面的官员，更不在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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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记者提出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哪个效率更高”的问题，时任国资委主任回答“企业搞得好与不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此话没错。看看中国的现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搞得好的，问题是这样的研究结果有什么用呢？我们能因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好企业，就得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平等竞争的结论吗？这样还需要国有企业管理部门和政府研究机构干什么？还要搞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甚至邓小平讲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能成功”都成了无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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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分配局局长熊志军曾对记者说：“国有企业现在受夹板气！……央企不挣钱，被批效益不好；挣钱了，又说不顾社会效益。”他认为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经济组织，国有企业进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无可厚非；如果将国有企业定位于社会公共服务组织，那么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由此可见，国资委的官员对国有企业的定位都不甚清楚。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执行层面的官员做正确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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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回应记者有关“央企都退出房地产市场”的提问时表示，如果不能解决供给和需求的问题，房价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要奢望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使房价大幅下降。这话讲得很对，但与说话者无关，房价降与不降是住房与建设部的事。老百姓不会因为房价高而去抱怨国资委。老百姓关心的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房地产？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我认为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说明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有了一个良好的认识。如果从国有企业的定位来讲，不仅仅是要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而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16家央企应该统统退出才对。退出的资本金怎么办？目前，转持全民社保基金是最好的选择。大量的改革实践也充分证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效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这已被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式所证明。退一步讲，部分央企对房地产业有感情，国有企业进入保障性住房领域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这样的定位不是更符合民意吗？当然，国资委没有这样的权力，国资委的官员更没有这样的权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更高的决策层用更大的智慧和魄力去解决。目前，不是时机不成熟，不是是非不清楚，而是想做不想做，愿做不愿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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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区别说起，不能不联想到近几年舆论热议的“国进民退”现象。到底是支持“国进民退”还是支持“国退民进”，作为一种民间议论，我认为都无可厚非，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就同一个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我们一些官员的解释难以做到以理服人。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一位发言人面对记者提问有关“国进民退”现象时说：“2009年工业增加值：私企增长18.7%，国企只增长6.9%；总资产：私企增长20.1%，国企只增长0.8%；从业人数：私企增长5.3%，国企只增长0.8%；主业收入：私企增长18.7%，国企下降了0.2%；总利润：私企增长17.4%，国企下降4.5%。”由此该发言人认为这些“可靠的”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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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言之确凿，颇显官员自负，但其回答显然牛头不对马嘴，甚至连什么叫“国进民退”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如此下去，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如何能准确定位？但其回答却证明：民营企业不仅效率比国有企业高，而且解决就业的人数也比国有企业多，对国家的贡献比国有企业大。因此，现在是国家尽快厘清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时候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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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年底，集新定位、新思路、新领导、新气象于一身的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不仅为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而且不容置疑地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创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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