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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企图削弱和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实行多党轮流执政的观点和想法，都是不切实际和不现实的，或者说在中国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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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加强和改革党的领导，绝不只是搞什么“党内民主”和有限的“选举”那么简单。在当代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各个领域和组织内大范围地推行民主和选举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选择是：党的领导实行属地化，即研究取消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双重领导架构，改变党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国有企业和各类经济组织的领导方式，形成中共中央、省委、市委（县委）、乡镇党委和村（社区）一级基层党组织五级架构，任何社会组织中的基层党组织分属于地方一级党组织的领导。这样不仅能提高党组织的整体性和战斗力，解决多年来存在的党政不分的问题，也能减少党组织、政府组织和其他经济类组织的重叠管理，同时能提高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工作效率，还能减少党员干部寻租腐败的机会。尤其在当代中国，大量的经济腐败案件中的主角都是党员干部，这样很容易将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放大为全党的形象，从而引起广大群众对党组织的不满，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如果实行党的领导属地化后，随着党政分开和党员干部在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组织中人数的减少，党员干部腐败案件也会明显减少。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也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的信任。从中国社会的长远目标发展来看，这项利国、利民、利党的改革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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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类社会团体和组织应退出国家财政供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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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社会的宏观税负已占到GDP的30%以上，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国家行政成本奇高，财政供养的人数和范围不断扩大，已成为社会顽疾。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纳税人供养了过剩的公务员，或者说公共财政供养的所谓公务人员根本不是为纳税人服务的，那么这种制度设计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应该实行全方位的大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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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国家改革和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实际出发，应该认真研究让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各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退出政府公务员序列，不再由国家财政负担人员费用和办公费用，改由本组织自行解决。这样，中国的行政成本将大大减少，中国的宏观税负将大为减轻。实行此项改革，无疑会大大激发广大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释放出难以估量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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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力发展各种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和民间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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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非由国家财政供养，也不以赢利为目标。这类组织目前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机会不均等、准入不公正和工作机会不公平等问题。因此，许多社会组织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在实际工作中阻力重重。在实践中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的行业协会，却不能创办本专业的刊物。中央一再讲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市场公平竞争，但这等好事行业呼吁了很多年就是得不到解决。还有的行业本应成立行业协会，却因找不到主管部门而不能进入。这种既能促进行业发展又能解决就业的好事为什么得不到政策支持？还有民间自发成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一类组织在允许登记一段时间后也被明令禁止。至于国家各个部委的研究院所等，主要靠财政供养，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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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政府供养的智库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是必需的，但应尽量减少。而像团中央、中国妇联和中国足协等一类社会团体和组织，本应属于非营利性社团，但其人员编制却享受财政拨款和公务员待遇。这种不公平现象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如不加以改变，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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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如何参与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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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文人相轻”的观念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好面子”思想不仅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很盛行。对于一些明显正确的观点，有的人虽然心里同意，但也不表示支持，而是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所以目前，一些重要观点在知识界很难形成影响力，影响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推进。尤其是这种现象与中国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官本位体制相互依存，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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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认为没必要研究常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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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公共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就应该采用国有主导的体制，就应该实行准公务管理，而不应该实行财富与权力通吃的管理机制。研究在这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研究伪问题，此问题无解。而非要研究那就是临摹和模仿，既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又混淆视听。因为这种常识性的问题人人皆知，何必劳经济学家的大驾，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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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举个例子。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博文中写道：为了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考虑把垄断国企的资产分给人民一部分，以刺激消费。此话说起来也占理，但要实行恐怕很难，权当一家之言吧。这方面的有关建议，如陈志武教授关于建立国民权益基金的构想，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但这方面的跟进研究不多，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也不多，实属遗憾。当然，这种观点的采纳实施有赖于顶层设计，这又印证了顶层设计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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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济学家习惯于当“算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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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是一个意思；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学家似乎高人一等，大多就职于各级政府智库，被冠以主流学者的身份。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欣然接受，乐此不疲地出现在各种论坛、讲座和研讨会上。这些人拿着纳税人给予的俸禄，经常替政府解读政策，发表高见，似也无可指责。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些做法和言论，就让人有些不解了。有的就职于政府智库的专家学者似乎充当起了“算命先生”的角色，好像对政府的政策都具有先见之能，甚至对于一些存在明显错误的政策也在极力赞扬。这种现实版的经济学家众生相使我感到：浮躁而功利的学风不仅弥漫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我们对过去无限崇敬的经济学家的行为也产生了质疑。难道经济学家甘当“算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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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于房产税的试点改革要在上海、重庆出台消息甫出，就有某经济学家发表观点，认为房产税的税率应为1%。既不阐明征收房产税的理由，也不阐述目前在中国征收房产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放出如此大话，这难道是一个学者或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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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为了扼制房价，出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京八条”。且不说这种违反市场经济的限购政策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策，抑或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政府智库的经济学家们理应做一些深入的，起码是自圆其说的理论研究。而事实是某经济学家又表态了，不但发表“论限购”之高论，还急于预测，认为房价将下降14%~15%。不知这次算中的概率是多少？其中又有什么经济学研究的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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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教授是近年来敢于实话实说、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经济学家。尽管其预测屡屡失败，但他这种“屡败屡战”的勇气还是让我钦佩，至少可以点醒决策者。经济学家许小年虽然功底深厚，观点以尖锐闻名，但近年来还是发表了“乳品国标被大企业绑架”这样显得外行的观点。事实上，国家食品标准的制定是有严格程序的，是企业、专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讨论，按一定程序确立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理应有更多的话语权，很多小企业根本不关心标准的制定，并不是哪个企业能够说了算的。许先生作为经济学家发表这种不了解行业情况的言论，虽无不良用心之嫌，却可能会混淆视听，也给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增加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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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又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仅凭其身份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2010年4月，北京调控房价的限购政策一出，他不仅不顾市场的逻辑予以力挺，而且预测房价将下降10%~15%。但是一年过去后，调控结果并不符合他的预测。据公开数据统计，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的600多个目标城市中，只有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同比出现下降，下降幅度仅为5%。多数城市仍保持上涨，半数城市涨幅超过10%，最高涨幅超过30%。所谓的量价齐跌、环比下降或基本持平等结论恐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这种不分时间、地点和房屋类别的所谓大胆预测，客观上会因其特殊身份使消费者误判行情。相比之下，还是国务院关于通过调控“使房产价格合理回归”的用词更加准确，表明了中央政府坚决整顿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决心，也基本符合市场的逻辑。至于何为合理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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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在她刚刚发表了“年内不会下调存准率”的断言后，不到一天时间，央行就宣布将存准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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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经济学家还是慎当“算命先生”，尽可能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理应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经济规律和现存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深化上，真正为顶层设计发挥经济学家应该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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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顶层设计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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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正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2012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的，中国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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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企改革又一次成为热门议题。可以说，在没有实现产权到民的目标以前，国企改革永远会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持续升温，其内在逻辑是国企改革必须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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