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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是一个意思；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学家似乎高人一等，大多就职于各级政府智库，被冠以主流学者的身份。而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欣然接受，乐此不疲地出现在各种论坛、讲座和研讨会上。这些人拿着纳税人给予的俸禄，经常替政府解读政策，发表高见，似也无可指责。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些做法和言论，就让人有些不解了。有的就职于政府智库的专家学者似乎充当起了“算命先生”的角色，好像对政府的政策都具有先见之能，甚至对于一些存在明显错误的政策也在极力赞扬。这种现实版的经济学家众生相使我感到：浮躁而功利的学风不仅弥漫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我们对过去无限崇敬的经济学家的行为也产生了质疑。难道经济学家甘当“算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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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关于房产税的试点改革要在上海、重庆出台消息甫出，就有某经济学家发表观点，认为房产税的税率应为1%。既不阐明征收房产税的理由，也不阐述目前在中国征收房产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放出如此大话，这难道是一个学者或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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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为了扼制房价，出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京八条”。且不说这种违反市场经济的限购政策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策，抑或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政府智库的经济学家们理应做一些深入的，起码是自圆其说的理论研究。而事实是某经济学家又表态了，不但发表“论限购”之高论，还急于预测，认为房价将下降14%~15%。不知这次算中的概率是多少？其中又有什么经济学研究的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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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教授是近年来敢于实话实说、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经济学家。尽管其预测屡屡失败，但他这种“屡败屡战”的勇气还是让我钦佩，至少可以点醒决策者。经济学家许小年虽然功底深厚，观点以尖锐闻名，但近年来还是发表了“乳品国标被大企业绑架”这样显得外行的观点。事实上，国家食品标准的制定是有严格程序的，是企业、专家、学者、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讨论，按一定程序确立的。在这个过程中大企业理应有更多的话语权，很多小企业根本不关心标准的制定，并不是哪个企业能够说了算的。许先生作为经济学家发表这种不了解行业情况的言论，虽无不良用心之嫌，却可能会混淆视听，也给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增加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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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又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仅凭其身份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2010年4月，北京调控房价的限购政策一出，他不仅不顾市场的逻辑予以力挺，而且预测房价将下降10%~15%。但是一年过去后，调控结果并不符合他的预测。据公开数据统计，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的600多个目标城市中，只有上海、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同比出现下降，下降幅度仅为5%。多数城市仍保持上涨，半数城市涨幅超过10%，最高涨幅超过30%。所谓的量价齐跌、环比下降或基本持平等结论恐怕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这种不分时间、地点和房屋类别的所谓大胆预测，客观上会因其特殊身份使消费者误判行情。相比之下，还是国务院关于通过调控“使房产价格合理回归”的用词更加准确，表明了中央政府坚决整顿房地产市场乱象的决心，也基本符合市场的逻辑。至于何为合理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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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在她刚刚发表了“年内不会下调存准率”的断言后，不到一天时间，央行就宣布将存准率下调0.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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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经济学家还是慎当“算命先生”，尽可能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理应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经济规律和现存问题的研究和认识深化上，真正为顶层设计发挥经济学家应该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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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顶层设计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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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正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2012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的，中国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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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企改革又一次成为热门议题。可以说，在没有实现产权到民的目标以前，国企改革永远会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持续升温，其内在逻辑是国企改革必须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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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企改革走到今天，在“改不改”“如何改”这两个问题上，无论学界还是管理层，共识是多于分歧的。国新公司的成立以及大国资的目标定位，标志着国企改革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有些人不顾经济社会自身逻辑规律，人为地用意识形态来排斥国企改革，却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案，所以对高层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可见，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不会因为管理层人事变动而发生变化。相反，真正的挑战在于，在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长期形成的以政府和国企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等，有可能使管理层在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上举棋不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层的勇气与胆识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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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如何顶层设计，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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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研究员和原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为代表，认为国企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民营化。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与此类似，他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已经定了，不需要再研究。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即使循此逻辑发展，中间的改革过程也相当漫长。如果不认真研究，做好顶层设计，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交更多的学费。实际上，目前已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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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倡导和呼吁的推进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即对绝大部分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造，使它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治理的现代公司。吴敬琏的观点基本上与中共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表述相一致。目前国资委在某些方面也是这样操作的，如央企整体上市等思路。客观上，这种不分公益、垄断和竞争行业的笼统提法和实际推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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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以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为代表，认为吴敬琏的观点对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作用，但作用不大，而且通过对租金、资源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其中，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提出的先收租、再分利，推进资源要素价格，解决国有企业的利益侵占问题，也与此研究报告一脉相承。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济学家王小鲁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和独特性，他明确指出，在国有垄断企业引入竞争机制是文不对题。显然，这和吴敬琏的观点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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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观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是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分歧在于改革的途径究竟是按照一般企业的改革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还是在承认国企现实的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先解决利益侵占问题。我支持盛洪和王小鲁的观点，但某些地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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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企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设计方案的大思路和可操作性。因此，我的研究更侧重于具体实施和操作层面的意见和建议，即必须分类管理，这是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否则，如果陷入一刀切的市场化，让所有国企不加选择地全部退出，或者在所有国有企业里不做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只是机械植入现代企业制度或者现代产权制度，都是不切实际的。这样必然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使国企更加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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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还应着眼于“大国企”的思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进行分类管理。如果说竞争型国企与非竞争型国企是纵向的分类管理，那么各级国资委监管之下的国企（包括央企）、金融国企、文化国企则是横向的分类管理。很显然，这三大类不同的国企，有些要逐步放开，让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参与公平竞争，比如银行。如果对银行再不进行顶层设计，而是放任官方利率与民间市场化利率两套体系并行，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的“非对称”降息无疑是一个好的信号。有些国企是要有序退出的，比如房地产业、制造业国企等。有些则要尽快明确国有独资的性质，并纳入准公务员管理机制，比如国防军事类国企、资源类国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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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资”统一监管的思路之下，顶层设计还要对央企与地方国企进行分类管理。目前，暴露问题较多的是诸如“三桶油”“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央企，这些央企差不多都是业务遍及全国各地且日进斗金的上市公司。从表面看，问题主要集中在自身的高收益、管理人员的高收入以及屡屡曝光的贪腐事件。央企之所以成为国企改革的焦点，不是说国企的问题全部在央企，地方国企就没有问题，或者没有必要急着改革，而是因为央企块头太大，太显眼，且多是公众上市公司，问题暴露得比较明显而已。所以，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是只针对央企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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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必定是纵横交织之下，竞争性国企与垄断性国企两种不同性质，金融国企、文化国企与一般意义上的国企等不同类型，央企与地方国企等不同层面的全方位设计。顶层设计首先要分类管理，还要考虑解决问题的顺序。分清哪些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哪些是要长远考虑、逐步推进的；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认为，垄断国企与竞争性国企的界定，以及金融国企特别是银行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垄断性（包括公益性）国企的改革是主要矛盾所在；而竞争型国企的退出、地方国企的改革则是长期工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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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对公益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问题，其表述与我的研究内容和观点不谋而合。但没有“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提法，我认为是一大遗憾。这种理论上的欠缺，往往会造成实践上的诸多麻烦。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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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因素与企业家才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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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才能的概念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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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家才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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