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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即含有外资成分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大亮点，对中国的企业改革，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借鉴作用。其产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不言自明，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明显。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企业家在不同年代的相继出现即是证明。当然，不排除制度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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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企业，即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资产为纽带共同组成的企业，也包括股份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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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清楚目前中国企业的分类，就为研究企业家才能发挥的产权因素制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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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营企业产权因素制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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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人生活必需的调味品为例，早在公元前300年以前，中国便已开始生产两种原始的调味作料，酱和豆豉。但现今屹立于世界之巅、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型酱油酿造企业，却是300多年以前才开始生产酱油的日本龟甲万株式会社。该公司原名野田酱油，目前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瓦尔沃斯、加州福尔斯和荷兰格罗宁根都建有大型酱油酿造企业。龟甲万现任社长兼总裁茂木友山郎就是一个将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其祖辈独到的眼光、明晰的产权确立及其延续过程造就了一家食品企业的辉煌历史和不俗业绩。早在1972~1973年，龟甲万便在美国设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厂，而日本丰田公司在美国第一条组装生产线的正式运转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第一家在美国设立流程完整、设备齐全的制造厂的日商公司，不是汽车制造业的丰田或电器制造业的索尼、松下，而是食品行业的龟甲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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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酱油产业的真正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30多年里，中国调味品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产权的确立过程充满了风风雨雨和戏剧性的变化。从解放初期的走街串巷、前店后厂，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全国市、县级以上城镇都有酱油企业。经过30余年的流变，大多数国有酱油企业或倒闭，或破产，或被其他资本兼并，或成为上市公司，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权再确立和创新经营模式的过程。石家庄珍极酿造食品有限公司被龟甲万收购的案例则活生生地告诉我们，这是在调味品生产这样的竞争性领域，由于产权不清晰等问题带来的必然结局。固然悲催，亦不失为正确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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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李锦记调味酱料集团是中国食品行业首屈一指的民族企业。它从香港起步，脚步踏遍东南亚，大举进军内地调味品生产，再把步伐迈向全世界的过人之举和赫赫战功，皆与之明晰的私有产权效率机制不可分割。该企业的继承人李文达极具企业家才能，他在家族企业的坚实基础上，结合现代企业制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诠释到了极致，在中国民族企业的经营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世人艳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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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历史不会亏待真正的企业家。就当前中国调味品企业而言，虽然产权确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只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关闭，产权确立和发展就不会停止。如今，中国酱油企业前三甲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迈出是迟早的事。湖南宁乡建设的“中国酱油博物馆”，就证明了中国新一代民族企业家的远见卓识。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中国食品行业的企业家才能发挥留下了新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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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其他行业也不乏企业发展受产权制约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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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张瑞敏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开始，通过海尔职工持股会，拉开了海尔产权改革的序幕，为海尔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壮大均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从产权改革开始，就不会有海尔的今天，也不会有驰名全球的海尔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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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级企业家柳传志从中科院计算机所投入的20万元初始资金起步，完成了联想从小打小闹的科研型企业向大型资本投资企业挺进的惊险一跃。其间，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和惊心动魄的国营与民营之争。最终柳传志以知识分子群体中极其少有的智慧和超前眼光，以知识为巨大资本注入科技型企业，完成了转型和改制。这不仅使联想凤凰涅槃，还给联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果没有后来的产权改革、企业改制和国际化拓展，联想就不会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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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雏军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翻船、张海在健力宝改制漩涡中跌倒的案例，均属于未解决好产权制约问题而制约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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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企业产权因素制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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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涉足的行业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公益性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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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再明晰不过的。这类企业并非真正的企业。产权因素无法也不能转换为激励机制。所以，在这类企业中研究产权因素的制约没有更大的意义。但有一点是其他企业无法证明的，它从反面说明：产权的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无法证明产权因素的作用及影响，也无法证明其业绩和经营效益的高低。这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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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徒具形式。真正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制定一套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有企业管理构架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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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在发展方向和目标上应该完全退出。这是产权因素制约仍然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和探索，国内外成熟案例很多，只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本不应该成为疑难问题。但在中国目前情势之下，有必要厘清以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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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有企业宏观上、总体上的退出目标一定要明确，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国有企业存在于竞争性行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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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谓的利益集团作祟，既没有想象中严重，也不能成为不敢改革的理由。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优势。一句话：解决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问题关键是顶层设计的信心、决心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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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具体情况，分期、分批、分类彻底改革，一改到底。可以预料，这项改革不仅会促使中国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还会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促使中国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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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有关具体的改制程序、措施和办法的论证和设计。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产权因素制约，如划归社保基金、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给民营企业和变卖资产解决人员遗留等问题。当然，上市也是合理与必要的选择，但要明确上市是为了通过资本市场套现而择机退出，而非盲目做大做强，以免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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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明确国有企业不得在竞争性领域再投入。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即一方面在研究如何退出，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进入，尤其不能在目前还可以赚钱的竞争性行业继续投入。过去国企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已多次证明，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一时的成就和快感往往使人“直把杭州作汴州”，待到头脑清醒时，方知不过是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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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例，当时国家商业部撤销了20多个行政司局，与物资部合并为国内贸易部。随后，商业系统在竞争性行业成立了20多家公司，从百货到家电、从食品到餐饮一应俱全，每个公司至少都划拨了几千万到上亿元资金，成立了一批国有商业企业。仅仅过去20年，当时辉煌非凡的复兴门内大街45号，如今已物是人非。不仅当时划拨的国有资产流失殆尽，还毁了不止一代人。失去的不只是金钱和货币，宝贵的青春年华更是白白浪费。更可悲的是，至今有关决策者对此仍未加以反思和重视，依旧想当然地企图培育若干大型流通企业，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从重视产权因素入手，把有限的资金划拨给有限的人，现在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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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约束力最弱，层层代理人体制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最多，包括选人用人机制和经济计算等都缺乏直接动力。而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由于有了落实到自然人的产权约束，获得了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直接动力，产权因素的正面制约作用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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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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