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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有关具体的改制程序、措施和办法的论证和设计。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产权因素制约，如划归社保基金、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给民营企业和变卖资产解决人员遗留等问题。当然，上市也是合理与必要的选择，但要明确上市是为了通过资本市场套现而择机退出，而非盲目做大做强，以免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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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明确国有企业不得在竞争性领域再投入。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即一方面在研究如何退出，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进入，尤其不能在目前还可以赚钱的竞争性行业继续投入。过去国企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已多次证明，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一时的成就和快感往往使人“直把杭州作汴州”，待到头脑清醒时，方知不过是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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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例，当时国家商业部撤销了20多个行政司局，与物资部合并为国内贸易部。随后，商业系统在竞争性行业成立了20多家公司，从百货到家电、从食品到餐饮一应俱全，每个公司至少都划拨了几千万到上亿元资金，成立了一批国有商业企业。仅仅过去20年，当时辉煌非凡的复兴门内大街45号，如今已物是人非。不仅当时划拨的国有资产流失殆尽，还毁了不止一代人。失去的不只是金钱和货币，宝贵的青春年华更是白白浪费。更可悲的是，至今有关决策者对此仍未加以反思和重视，依旧想当然地企图培育若干大型流通企业，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从重视产权因素入手，把有限的资金划拨给有限的人，现在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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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约束力最弱，层层代理人体制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最多，包括选人用人机制和经济计算等都缺乏直接动力。而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由于有了落实到自然人的产权约束，获得了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直接动力，产权因素的正面制约作用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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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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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权因素制约以外，制度、环境、文化和个人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都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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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及环境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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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乏聪明人，不乏创造财富的智慧，缺少的是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保障和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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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来讲，目前要重视的制度因素包括国家制定国有企业总体退出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既要完成产权改革，直至彻底退出，又要从公开透明化入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还要解决好人员的整体划转、退出和再就业等问题。只有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企业家精神才能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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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创造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环境和制度条件。美国之所以会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一大批创新企业家，与其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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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有句名言，即“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这种适合中国本土实践的管理模式却很难制度化。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管理思路难脱“机会主义”之嫌。但我看来，这无疑是在激烈的商战中获得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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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的这种想法和做法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他曾这样描述经营联想的处境：“母鸡孵蛋的温度是39度，而我们创业的温度是42度，只有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鸡来。”柳传志的一生是当代中国版适者生存的企业家奋斗史。他们靠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的奋斗历程，充满了无奈却有效的中国式成功智慧。这种智慧成就了一代企业家，却无法将他们的成功模式真正融入现代商业文明，也无法形成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性借鉴。有“地产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将此解读为“野蛮生长”，用词准确、形象逼真，却让人难以深究和思考，更谈不上深刻反思和促进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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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企业家代表，并不是单一的个体存在。他既代表了企业家个人成长的制度困境，也代表了企业家才能发挥与制度约束的悖论。他们的成功，无疑又增添了个人奋斗的悲壮和不可复制性。所以，直到现在柳传志还在说，企业家很胆小、很害怕。如此发自内心的语言表达一再警示我们，制度建设在企业家才能发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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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央企负责人宁高宁在其倡导的中粮集团“全产业链模式”遭质疑时，曾说过一席话，大意如此：中国谁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北大、清华都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他们研究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改革。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企业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十分完善。而这一切我们中国的国企都不具备。因此，我们的改革与管理更多的是探索。至少，中粮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在一个小环境中还是可控的和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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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高宁这一席话，既表明了一个现代国企负责人具有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又显现出其踌躇满志中的无奈和迷茫。因为在一个产权约束尚不明朗的环境中，是无法体现制度建设的优越性的。这种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困境与企业家才能发挥所需要的自由环境难以兼容。虽然企业家精神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带来变革，但企业家精神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在一个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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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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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研究一再证明：1840年之后的中国衰败并非生产力方面的实质衰败，而是文化层面的衰败和没落。中华帝国繁荣发展的转折点往前可推至明朝。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清楚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原因：道德取代法律，人情取代效率，主观判断代替数量分析，对个人名声的追求与认可导致对百姓生命的漠视和不屑。这正是中国近代被西方超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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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梁漱溟与胡适曾有一辩。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体现的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体现的是物质文明，而精神文明优于物质文明。而胡适却认为，西方物质文明优于东方精神文明，因为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所以，胡适被评判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讨论来讨论去，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究竟对企业家才能发挥有无制约、影响几何，难以判定，讨论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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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中国已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但传统文化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企业家才能发挥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包容和利于创新的大环境和气场，而传统文化对人的最高道德评价是爱国。爱国是任何国家文化教育不可缺少的普遍价值观，也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但却无法衡量其主客体之间的对错、高低。企业家才能发挥既不能受地域和国土的限制，也不能给其创造的利润贴上文化的标签，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衡量的标准。因此，文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影响和制约依然不可小视。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制度成因。现今尤以官本位体制对企业家人才的吸引最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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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因素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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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素虽对企业家才能发挥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个人因素在实践中往往体现为个案，不具有可复制性，存在着一定的巧合。如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荣耀中的奋斗史是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典型案例；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的成功，则是众多国有企业负责人中把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个案，不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对上述案例如果不认真分析，还会得出企业搞得好坏与产权因素没有关系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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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是为了面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找出与此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与企业家才能发挥不兼容的因素，包括产权、制度、环境、文化和个人因素。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对企业运作和发展壮大的影响，为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某种有价值的批判与借鉴，更好地发挥企业家才能。同时，也有利于为改变中国目前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客观条件而进行的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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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逻辑 第七章 国企改革的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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