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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而是接近于真实的现实。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每日每时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计划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误配置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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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会因此而获得增长。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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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从来不认为他和他的经济学可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的道德原则和信奉的方法论也不允许他那样做。1981年11月18日，科斯在一次讲演中引用了弗兰克·奈特的话：“科学的基本规则——真实和客观——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自利（self-interest）。客观的先决条件是正直、能力和谦虚。”他本来是用这段话赞扬沃伦·纳特教授的，但是每个直接接触过科斯的中国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真实和客观”，以及支持客观态度的“正直、能力和谦虚”，这正是科斯先生自己的为人风格。他的助手王宁告诉我们，即使到了百岁高龄，科斯老人还是会认真阅读比他年轻不知多少、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字，还会认真倾听每位来访者的问题、叙述和见解。就科斯而言，我们相信奈特说得对，科学的基本规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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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似乎因此就不需要对真实经济体系进行详细了解，“甚至在完全没有关于真实经济体系真实情况的前提下，也可以发展理论”。科斯的坚持其实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坚持，因为不从观察现象出发，对规律的猜测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科斯对其方法论的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科斯本人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从求学的青年时代开始，就踏实观察市场里的企业，认真思考可观察现象中那些不能被现成理论（当时是价格机制理论）很好解释的部分，勇敢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猜想。无论我们的天分怎样远不如科斯，只要遵循这条路线走，我们总会更有机会做出有意义的科学工作。那么多欧美经济学家连认真观察欧美经济现象的时间都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老天爷正在把观察中国现象、提出中国问题并做出科学猜想的难得机会，更多地留给了中国的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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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斯的鼓励——中国经济学家要基于中国经验研究“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带给我们极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于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着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着过于多样的组合，并无一不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在复杂的转型环境里，中国经济的走向当然与中国经济制度的走向密切相关，问题是我们对后者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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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值得注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例如，有人断言举国体制才是中国经济辉煌的源泉，因此需要把这种体制继续扩展。有人肯定彼此竞争的地方政府运用合法强制力配置资源，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面貌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变化，因而构成了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认为席卷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显示了市场的缺陷和失败，人类正进入一个也许可以由中国领头的、需要扩张政府调控和管制的新时代。我相信，所有这些观点都包含着一些真理的成分。不过，要是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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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为科斯的中国影响力感到鼓舞，也希望科斯的中国影响力保持得更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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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值科斯2010年百岁生日之际，作者在“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上所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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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收获的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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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身形庞大的大象很难藏身树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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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2010年更是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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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还远没有自大自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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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取得，来源于改革开放，既有制度变迁、红利释放殆尽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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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经济转型依然是我国中长期内面临的重要任务，各类财产权利的再界定、出口与内需的再平衡、城乡统筹的再推进、市场准入的再放开，以及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等，需要更大的魄力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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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看来，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的收获期，想要在未来有更大的收获，需要再埋下改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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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的成就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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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0年时中国GDP排名全球第六，2010年我国GDP上升至全球第二，您如何看待这十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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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总的说来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表现很好，老百姓生活、经济结构、国家力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饮水思源，这和中国确立并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是分不开的。当然，任何成就，都不可能没有代价。回顾的时候，两方面都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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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重大事件，代表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对外开放带动内部的改革，整个国民经济受到结构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其中最基本的，是巨量人力资源从原先收益很低的部门转向收益较高的部门。这种结构生产力的释放真的是革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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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凭什么加入全球化？我看到的就是凭三条。第一是原来很穷，就是人民的收入低，一旦开放，就是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成本非常低；第二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原来经济体系的组织成本和体制成本，解放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干劲；第三就是学习曲线在开放中显著上升，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三大变量形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舞台上的综合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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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过几次，中国与发达国家原本是差距甚大的两个海平面，一旦打通，相互贸易、互相投资、信息与知识流动，会释放出各自巨大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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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记得，开始要加入WTO的时候，不少人认为中国门户洞开一定对自己不利，什么狼来了、虎来了，什么产业全面垮台，将有几千万人失业。结果是有来也有往，“中国制造”把很多发达国家的制造替代了。结论是中国为加入WTO要做调整，发达国家要做更大的调整。整体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增加了中国普通人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这是这十年中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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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任什么产品都由中国制造，让人家的工厂全关门。这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不买人家东西，人家拿什么买我们的产品？拿印制出来的美元来买，最后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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