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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四个层面的产权改革,到今天还有大量未解决好的问题,还在引发不同意见。不过从大势看,这条路开始走出来了。绝大多数人愿意继续探索,并让国家、市场、法律、道德、舆论和公民意见的直接表达,一起发挥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断完善改革和权利重新界定的过程。特别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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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准确地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开放下的中国产品,没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是进不到别人国家里的,这与封闭经济自我循环的“高增长”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中国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上有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为什么那时中国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中国由于体制不对头,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极其高昂,结果就是产品并没有多少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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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经由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观的一席之地。这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经过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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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改革开放有渐进的特点,就是哪个领域里的问题严重,或者比较容易启动改革,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并进,而是不整齐的、不均衡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和保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矛盾和冲突,特别是不同权利之间怎样取得平衡,成为改革的一个难点。从目标来说,产权设置必须是普遍的,绝不能保护了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经济自由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会为社会所接受。但是渐进改革的实际情况,却是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停滞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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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量的实际问题,包含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产开采权、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的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进一步的市场开放、政府本身的体制改革等难题,讲到底难都难在权利怎样进一步清楚界定。这些问题要具体研究涉及很多细节,不是今天的题目。但它们的共同困难,是产权界定从来就不是完全靠民间自发活动就可以解决的。产权界定是稀缺资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没有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介入,不可能划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从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歪,远离普遍的、原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承认和保障体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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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验教训说,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邓小平以来的许多领导人多次讲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推进。问题是,能够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谈何容易?从学术上看,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我所知的优秀经济学家,同样也关心这个问题,例如杨小凯临去世之前写的那些文章、笔记,中心关注点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调查也碰到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有更大的难度。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the rule of law),即不是说一些人拿上一些法条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同样的准则约束所有人的行为。我相信这也是摆在未来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不行。但强大的国家力量,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是一个我们的历史传统尚没有很好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势必参与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越来越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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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麻烦是,中国早已远离了饥荒,遭遇的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比过去为小,因为中国经济的表现至今在国际上相当抢眼。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认定,继续改革的未来收益很大,因为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界定,成长为普遍的权利界定,一定会进一步扩大不侵犯他人的经济自由,从而走向一个普遍约束权利、普遍保障自由的现代国家。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远比过去为大。如何汇集新的动力,推进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是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年轻朋友们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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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刊于2008年1月21日的《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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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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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达山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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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你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十年,对于底层社会有切身的了解,这对你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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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我是1968年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那时黑龙江的国营农场由军队管理,叫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先在农业连队劳动,后来被分到完达山里狩猎八年,到1978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才考到了北京。十年下乡,使我有机会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如果说这对我后来研究经济有什么影响,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脑子里有很多挥之不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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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达山狩猎的年月,深山老林里就我和师父两人,差不多样样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我的师父可能干了,懂得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在野外就是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生出一堆火来,他甚至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和猎枪子弹!可师父的生活实在很穷,每件衣服都是补丁,至于山里人民公社的农民家庭,那就更是一贫如洗。比起我远在上海的父母,师父和农民们的本领显然更为高强——我的父母只懂一点专业,从来不会自制肥皂——可若论收入水平来,样样都会干的师父比只懂一点点的父母要穷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说法是因为城乡差别。可是,为什么城乡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我得不到现成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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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你在上山下乡期间读了些什么书?这些书对你的疑问是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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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记得到乡下后不久,父亲就开始不断从上海给我邮寄书刊。那时还是“文革”时代,就是新中国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也是非法的,市面上的书少得可怜,可读的就更少了。没办法,家父就把一部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寄到了完达山。那本书很旧了,纸发黄,还是竖排本。翻译用的中文,与时下流行的中文又有很多不同。论经验基础,这本巨著讨论的是西方工业化发达的经济,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讲到“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方圆几十里全是寂静的山林,离我最近的一家小杂货店也要在40公里以外,且里面的商品少得可怜。我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应该读不了《资本论》的。可是很奇怪,我还是把这部书读了下来。我想马克思本人不会想到,他的著作会在100多年后被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在深山打猎的中国青年阅读,并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丝门缝,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蒙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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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读了斯密的《国富论》,那也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记得是1973年,家父从上海买到后邮寄到我那个没有电灯的山中窝棚。翻开来,卷首是批判性说明,可以不加理会。也许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当局再“左”也不好意思禁止吧?读下去,我被这本书吸引,慢慢就知道,“分工水平”才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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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下乡十年,当地的农村有什么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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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总有一些吧。不过很多所谓的“变化”,就是“张书记开沟李书记埋”,来回折腾的那一套,很热闹,更辛苦,可是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知青下乡最大的贡献,我看还是改善了当地教育。因为相对来说,城市下乡知青的文化程度总还是高一点,知青当了农村中小学的老师,培养教育了当地孩子,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带头走向外面的世界,这是知青带给当地最大的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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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在清朝,东北地区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后人写的《东北流人史》说,流人对当地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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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知青又何尝不是“流人”?在知青之外,还有其他历次运动中的“戴罪之人”,对提升当地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帮助也很大。1977年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要自学补习。很幸运,那时我已经到了农场场部工作,遇到一个下放的右派,是水利工程师,他利用晚上教我高中数学,至今我还记得他是怎么给我讲log函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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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第二年你考入大学,算是脱离了底层社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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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1977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北京大学要不要我这样岁数大的学生呢?远在千里之外,我觉得毫无把握。思虑再三,只好放弃填写北大,最后按第一志愿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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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那时大学的气氛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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