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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看到，问题不单单是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否则，内需和外需都是很抽象的概念，离开了相对价格的指引，究竟什么是内需，什么是外需也讲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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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前的政策措施里面，已经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要是春季后景气低迷进一步加剧，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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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算清一笔账：究竟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到春节后可能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此外，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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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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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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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经济36条”，规定非禁即入，但过去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提供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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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都是抑制性取向，而且扩大了行政审批和行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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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比如说，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还要沿用传统的征地制来为“4万亿元”国家投资完成土地配套？那样势必派生农民财产受损、收入和购买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个怎么给“4万亿元”投资完成土地配套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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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新年的中国应该在危机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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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刊于《财经》杂志总第230期，2009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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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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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前，三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中国同学，问了他们老师一个问题：与日本或欧洲相比，美国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这位老师叫莱斯特·瑟罗，回答了一句话，“我们能够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创立公司并把它们变成大公司”。这位曾任斯隆商学院院长的经济学教授举证，“如果你看看美国25个最大的公司，其中有8个在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英特尔不存在！微软不存在！沃尔玛不存在！“但如果你看看今天欧洲最大的25个公司，它们在1960年早就是大公司了。”[2]听得出来，这位教授对美国经济的这个特点颇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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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出了本文的主题——成长。受到上述对话的启发，我们不妨思考经济成长与公司成长的关系。在经验上，似乎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一个经济主要就是靠一家大公司支撑着。比如芬兰，当然那里也有不少好公司。但达到国际级的，可能就是诺基亚一枝独秀。国内有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方圆几百里就是一座高山，靠那一家公司支撑着当地的财政、税收、就业和繁荣。这种类型有某种脆弱性，就是一旦这个支柱性公司发生什么问题，整个经济就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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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是，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靠一批百年老店支撑大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韩国经济差不多也是这个特征。谈起最大的好公司，多少年来就是这么几家。早先还是不断地推陈出新、后来居上，可是一旦形成一个顶端结构，多少年就超稳定。这同样符合瑟罗说的特征，最大的公司，20年前就有了，少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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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是，从经济看是高速增长，但从公司看则是前仆后继，一排排起来，又一排排倒下去。通过一批又一批公司的死亡，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角度看，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是在最发达的经济里，公司成活率也不一定比最落后经济里的婴儿成活率高。但是仔细比较，不同国家的差别还是很大。有的大浪淘沙，总还淘出金子来——出了一批好公司；另外一些地方呢，来回折腾，所剩无几。经济高速增长，但没有在公司组织方面留下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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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类型就是令美国教授颇感自豪的那个类型，不断从小公司中成长出最大的、世界级的公司来。不是说老公司全都垮了，许多百年老店还在，比如IBM、福特汽车、J.P.摩根等，都还在，也还有实力和活力，但又不断冒出微软、沃尔玛这样在25年内就迅速成长为最大公司的新锐。就是中国老话讲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推过了前浪，但是前浪并没有消失，前浪后浪一起组成了滚滚东流的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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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后一个类型才支持了最持久的经济增长，才从中长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前两个类型，或者过于脆弱，或者结构僵硬。当然它们总比前仆后继型的好很多。经济增长没有落下组织成果的，可以一时间很热闹，可是代价太大，消耗太多，难以持久，最后不能支持持续的经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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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经济，连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它的公司和公司群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健康、持续、高速地成长？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国家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之间，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这样看，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公司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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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长，环境条件当然重要，不可或缺。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状态有决定意义。这里，要集中谈一谈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但似乎也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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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创新”——最早由熊彼特定义的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特质。创新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创新究竟难在何处，人们并没有作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的创新——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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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标新立异固然不易，可是比起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受到市场欢迎的标新立异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脱离市场需要的“创新”，不但不是公司成长的源泉，而且常常是商业活动的灾难。这是所有创新性活动的共同困难——艺术创新最难的是打动人们的心灵，学术创新呢？贵在启迪人们的思想。要是只讲新颖和独到，不论是否满足他人的需要，不断搞怪的“创新”，又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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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上，受市场欢迎的创新才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能轻而易举就知道什么是“市场需求”。不要以为消费者会把他们的需求清楚地说出来，在许多时候，甚至连消费者自己也不完全知道。举一个例子，川菜似乎谁都知道，但如果不是“俏江南”开发出带有文化格调的川菜，人们从何知道居然还有如此独到的对川菜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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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故事是讲不完的。要点就是有人对人们尚未满足的需要很在意，在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持下，判断、决策、尝试、行动。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而是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把创新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段，组合各种资源，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把市场做出来。所以，我还是习惯把“对潜在市场需求的敏感”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伊斯雷尔·柯兹纳讲得好，脱离市场需求的“创新”，可能给商业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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