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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经济，连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它的公司和公司群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健康、持续、高速地成长？答案是不一定，因为在国家经济增长与公司成长之间，可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这样看，讨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公司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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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长，环境条件当然重要，不可或缺。但我们也观察到，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企业自身的状态有决定意义。这里，要集中谈一谈企业家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保持和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但似乎也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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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创新”——最早由熊彼特定义的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特质。创新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创新究竟难在何处，人们并没有作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的创新——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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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标新立异固然不易，可是比起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受到市场欢迎的标新立异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说到底，脱离市场需要的“创新”，不但不是公司成长的源泉，而且常常是商业活动的灾难。这是所有创新性活动的共同困难——艺术创新最难的是打动人们的心灵，学术创新呢？贵在启迪人们的思想。要是只讲新颖和独到，不论是否满足他人的需要，不断搞怪的“创新”，又有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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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上，受市场欢迎的创新才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并不能轻而易举就知道什么是“市场需求”。不要以为消费者会把他们的需求清楚地说出来，在许多时候，甚至连消费者自己也不完全知道。举一个例子，川菜似乎谁都知道，但如果不是“俏江南”开发出带有文化格调的川菜，人们从何知道居然还有如此独到的对川菜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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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故事是讲不完的。要点就是有人对人们尚未满足的需要很在意，在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支持下，判断、决策、尝试、行动。不是关起门来的创新，而是从满足市场需要出发，把创新作为满足市场需求的手段，组合各种资源，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来，把市场做出来。所以，我还是习惯把“对潜在市场需求的敏感”作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伊斯雷尔·柯兹纳讲得好，脱离市场需求的“创新”，可能给商业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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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这一点看，现在更需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因为发现潜在的市场需求比过去困难多了。到处都是所谓的“买方市场”，再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普遍的短缺，找一个产品生产出来就可以卖钱。另外，全球化扩大了市场规模，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一个人想到的商业点子全球有很多人都想，而且强手如云，很容易把商业点子变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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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面看，企业家精神的“供给”难度又发生了变化。回头看，贫穷似乎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发动机，因为穷则思变，逼人奋进。中国一大批草根企业家，就是在穷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左闯右闯杀出一条路来。今天经济增长这么快，收入和享受比过去大大提升，反过来就是创业的成本迅速增加了。另外，过去我们国家还有一种造就企业家的特殊历史力量，那就是体制的错误和耽误，许多人多少年也没有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改革开放好不容易带来机会，就拼死也不放弃。我知道的柳传志，差不多40岁才有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就是货币报酬再低，工作难度再大，柳总那代人也要干。现在不容易了，找一条坚持做下去的理由，很难；找一百条放弃的理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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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少年的官本位传统，企业家——商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再加上长期乱批资本主义，企业家连头也抬不起来。只不过因为长期贫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在一个时期内被舆论接受，先富者包括企业家也还受到一点尊敬。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有一些先富者的钱财来得不清不白，结果导致“疑富”，甚至“仇富”情绪的蔓延。这不能不降低对人们在市场上苦斗的精神奖励和鼓励。不止一次听人说，“何苦来着，现在又不是没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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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经济环境变化也很快。2004年我讲过“成本激升的挑战”，就是中国靠低成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但近年产业成本升得凶——人工、土地、能源、材料，以及政府服务之价全面上涨。怎么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也讲过，与发达经济相比，中国还有很强的成本优势。但是全球都在开放，印度、俄罗斯、越南，追兵四起，谁也不会客气的。一片“中国世纪”的乐观浪潮里，新的挑战早就逼近了。市场上的挑战主要对着谁来的？当然对着企业家。从这方面看，难度也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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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成长，特别是高速成长，本身就是极大的麻烦。我们来看“成长”这个词怎么用。一幢大楼从9层盖到10层，我们不叫“成长”，因为大楼没有生命。成长总是指有生命的主体，比如说孩子在成长，或者一棵树在成长。要感谢上苍——多少万年的进化，凡有生命主体的成长差不多都是自动实现各方面的配合和适应。比如孩子的个头和体重增加了，心脏、血管和神经系统也相应得到发育，否则就要出毛病。但是“企业成长”没有那么久远的进化。到今天不少人讲到企业，还是“做大做强”——完全都是物理概念，而不是生物的成长。可是在实践上，企业属于有生命的主体——销售和利润的增加，一定引起内外部一连串的变化。疯长身高，内脏器官或调控系统没有得到相应的发育，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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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振奋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但也比过去更困难。于是问：英雄何在？很难的事情，才需要英雄的。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很多年轻的企业家不断讲到任正非，讲到任总当年如何困难，而今天的华为让世人刮目相看。到浙江台州，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总讲当年的李书福。这说明一个地方、一个经济里只要出几位英雄，对后人就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最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讲多了没有用，做得出来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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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写于200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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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廖理、汪韧、陈璐著，《探求智慧之旅——哈佛、麻省理工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5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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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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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快要过去了。在这快要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大家一定看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消息，我国的经济总量2006年将第一次过20万亿，GDP比2005年同期增长10.5%，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保持在1.3%，农民纯收入增加6%，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了11%，财政增收20%。当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从整体看，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的表现实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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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的成绩当中，企业和企业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最近的数据，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超过三成。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大体从2004年以来，南方以致全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土地价格上涨，原料和能源的价格也上涨。这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的压力。但是实际情况说明，中国企业，其中包括各个类别的企业，整体上在消化成本上升压力方面做得相当好，生产率的进步超过了成本上升的幅度，所以利润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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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中国出口的大量增加，也是企业贡献的证明。这里面当然有汇率的因素，但是那么多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商品和服务，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提供到全球市场上，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进口的减少，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产业升级正在加快的结果，因为一部分原来非进口不可的设备工具，中国公司开始在本土制造，其中有的还开始出口。这些当然都是中国企业的贡献，其中很重要的，也是中国企业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成绩好，当然就有理由高兴，有理由自豪和骄傲。在这样一个年末岁初、回顾成就、论天下企业英雄的时刻，应该不需要我来宣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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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讲什么好呢？想来想去，还是从一些经济学家同行对中国企业利润的不同看法谈起吧。最早是世界银行的中国专家发现，在中国的高储蓄中，有很大一块并不是来自居民家庭，而是来自企业。企业的储蓄则来自他们创造的利润——此项研究估计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另一位经济学家、我的同事宋国青教授仔细分析了中国企业的数据，发现被认为过热的投资其实有一个微观基础，那就是投资受到了企业高利润率的刺激，至于由此引发的宏观平衡问题，是另外一件事情。批评的意见，主要来自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单伟建教授，则认为中国企业的赢利能力被高估了，由此可能带来判断和政策方面的失误。这里牵扯到数据和学理，不是在这里展开讨论的合适话题。我只想告诉各位，即使按有分歧的估计中的下限值，也就是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没有15%，没有12%，只有9%，也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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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什么问题值得企业家们注意呢？我认为是这样一点，就是较好的企业赢利表现，一定会对未来的市场竞争发生重要的影响。道理是这样的，所有已经创造并报告出来的利润，都是向市场上发出的引导资源配置进一步变化的信号。已经谢世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讲过一句精彩的话，他的意思是任何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等于给天下的英雄豪杰发出了邀请函。是的，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了全球市场竞争。中国经济表现好，中国企业表现好、赢利高，一定无可避免地引起全球市场所有参与者们的后续反应。越南要反应，印度要反应，俄罗斯要反应，东欧国家，更不要说欧美日本也要反应。至于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公司，包括成名的和尚未成名的，浮出台面的和潜在的，绝对不会无动于衷。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任何地方和企业发出的赢利信号，都注定要招致注意并引发竞争性的反应。现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在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天下英雄终归要来的，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和国内竞争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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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市场比较开放的情况，哪里冒出了利润信号，资源、资本、技术、人才就向哪里流动和集中，结果使下一步的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直到把创新或领先的利润做“平”了为止。所有今天成功的公司，明天就是各家争相要超越、竞相要取而代之的目标。因此，成功者不得不在未来付出更大的努力、更大的代价。今天你走到了前头，明天你就非跑得很快才能站得住脚。用我熟悉的行话来说，所有今天的利润通通无可避免地要转化为明天的成本。不少人不明白，为什么市场逐利活动可以革命性地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福利。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一家公司一旦发出赢利的信号，市场上一定群雄并起，唯有在竞争中改善经营、节约成本者才能继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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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情况，企业发出了高额赢利的信号，别人也看到了，但由于市场准入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天下英雄豪杰就是收到了邀请函，也无法前来赴会。举一个例，中国移动今天上半年的利润高达300多亿人民币，全世界都看到了，但是看得动不得，因为并不容许哪一家公司冲到中国的移动通信市场里来参与竞争。不但外国公司不行、中国公司不行、中国一般的国有公司不行，甚至连中国国有的电信公司也不是随便就行的。在我看来，这当然是我国经济改革仍然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事关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持续保持和加强，不过今天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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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的是，当市场开放存在着制度性障碍的时候，创造了高额利润的在位企业，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免更激烈的未来竞争的挑战？实际情况表明，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比如国资委管理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这几年赢利越来越来越多，关于国企必须上缴利润的议论也越来越多，拟议的方案和实行办法也越来越完善，并终于宣布要在2007年正式出台。这是什么呢？我的看法，这也是社会各方对超高额利润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一种非市场的反应和压力。类似的现象，还有行政垄断大公司的所谓“减薪风暴”。试问这些令人羡慕不已的超大公司，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减薪？因为有市场以外的压力，别人看他们赚得大把利润又不得其门而入，其他压力总是要来的。形式和内容当然有所不同，但过去的利润总要转化为未来的成本，这个道理是普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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