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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真的不是乐观，只是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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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判断，认为中国既然过度依赖外需，而美国和发达国家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就一定被连累得不轻。2008年10月的时候，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要保零也难。我自己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地方看，外销订单的确一时掉得厉害。不过，我也看到在全球化打通的条件下，中国与欧美日本各自的比较优势还是大有潜力，中国综合的成本优势并不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就消失了。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其进口需求经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机当然冲击需求，但只要金融稳下来，它的进口需求还是会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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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内需是存在的。民间、地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强烈。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场价格纷纷跳水之际，我说中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我还认为，说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危机还严重，恐怕有点言过其实。那个危机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体制，市场恐慌了谁也难有大作为。但是当代的美国欧洲，哪个还实行金本位制？都是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市场中人怕了，政府只要有胆印了票子用直升机撒，别的麻烦会有，但像美国历史上那样的大萧条却不可能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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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您认为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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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早就是后危机时代了。美国股市2009年3月后涨了60%，那还叫危机？西方政要不肯断然宣布“退出”刺激政策，不是他们的经济没有复苏，而是经济复苏与就业脱了节，成为所谓“无就业增长的复苏”。所以他们举棋不定、进退为难。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至于中国，2009年信贷增加9万多亿，广义货币的增加超过GDP增长很多，更早就不能称之为危机了。现在要面对的是应对危机时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如货币过于宽松，还有财政负债、主权债务危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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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哪一代青年都会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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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很多人都知道，您年轻时下乡在完达山狩猎7年，当今的青年人可能没有那样的波折与传奇，但是也会面临着“蜗居”“蚁族”之类的困境，对于媒体所谓“失梦的一代”，您有什么期望或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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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理想与现实有距离，甚至有冲突，应该是哪一代人都会遇到的吧？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不一样，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具体内容也许有点不同。就我接触到的同学，还有我访问过的很多机构像阿里巴巴公司的那些年轻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所谓“失梦的一代”。他们的梦，颜色远比我们当年的多姿多彩。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浪漫做梦，踏实做事，走他们自己的路，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我就是真有建议也派不上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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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作为“充满理想”的一代人怎么看可能更“注重物质”的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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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怕不好做这样鲜明的对照。小时候我想要一本黄胄的画册，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得到，可失望了。也记得上中学时骑上了妈妈给买的新自行车，美得跟什么似的。那不也是很“注重物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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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年学雷锋运动如火如荼，我们的确心甘情愿地做过不少好人好事。而今天的青年志愿者也不比当年的差，汶川地震救灾中的那些故事，就是放到1965年也是响当当的。现在的问题，不是青年人有什么特别，而是转型社会遭遇的道德标准紊乱问题。据说有个代表团到欧洲某国家取经，借鉴如何防范法官腐败，不料人家说帮不上忙，因为多少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此类案子。我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再富裕也不用担心只注重物质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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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30年前，您和同龄人的困惑可能在于人生的选择相对单一，当今青年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多了，反而更迷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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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那也许可以请他们从经济学的思维中吸取营养。我知道的经济学，从一个角度看，就是关于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对多个目标做出选择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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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中国青年》记者赵涛于2010年5月对作者所做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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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逻辑（修订版） 接着石头过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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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之前，人们对中国未来要走什么路有过一番热论。中共十八大得出了结论：继续改革开放。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深圳邓小平当年走过的路上提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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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推进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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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与地方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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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看，有过几个办法。改革开放早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方法论。最早与农村改革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很多地方因农民常年贫困和吃不饱饭，在底层发生了包产到户。安徽、四川等地针对这个现象，做了调查研究和分析，制定了地方政策支持变革。然后，中央连发五个“1号文件”给予承认和肯定。这是第一个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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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是民营经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过去在公社体制下磨洋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儿去？国家和集体办的企业可没有这么大的吸纳能力，于是民营经济提上日程。最早的民营经济也是从底下冒出来的，广东的陈志雄包鱼塘、芜湖的“傻子瓜子”，都涉及雇工经营。过去的理念对此完全不能接受，以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当时中央高层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要多看一看，到1987年才给予政策上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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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城之后，遇到的问题复杂了，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大体在1986年的时候，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包括物价、税收、商业、进出口、财政体制等，考虑相互联系，准备综合性的总体改革方案，国家还专门设立综合改革方案办公室。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体制改革决定，就比较系统了，邓小平说他的印象是一部新的政治经济学。当时还没有“顶层设计”这个词，但已经有了这个内容。同时，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十三大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对此做了大量系统的调查研究，准备了方案，提交给十三大讨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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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市场经济问题，涉及的体制面更为广泛，后来有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50条，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出要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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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多年，应该是制定“十二五”的时候，正式提出来“加强顶层设计”，意思是改革不能互相打架，不能这里通了那里又不通，要有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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