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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虽然热情赞美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驱动力的意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尤其是，他预见大型企业集团将排挤中小型企业，不可逆转地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以及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1]本书的最后章节（第14章和第15章以及结语）将探讨政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并以乐观的论调来结束我们的旅程。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乐观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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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测算各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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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测算各国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枯燥的统计数字，而非更为实在的指标，如福利、消费或幸福感？理由之一是，亿万人类的物质福利水平与自己所在国家的人均GDP密切相关。例如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就对应着人均GDP在长期停滞之后的起飞（详见本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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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使其中很大部分人口实现了19世纪之初仅有少数特权群体能享受的生活水平。与之相比，贫困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不充分，则意味着数亿人口至今依然生活在非常艰难而危险的环境里。可见，要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繁荣，某些国家凋敝，为什么各国之间的财富分配如此不平等，弄清楚人均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此外，人均GDP还便于做跨国比较，不仅是给定时点的比较，还可以做跨时期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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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效用”的增长，效用意指在一个国家里有用的或者说能带来福利的东西。许多效用在产品或服务市场上交易，由此被纳入了GDP的核算，但还有些效用不属于此类。例如，相比在火车站或旅行社排队购票，通过互联网预订车票节约的时间，就没有计入GDP。又如，我们通过智能手机拍照不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也不计入GDP。而在数码照相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购买胶卷，并且付费冲印照片，所有这些开支都纳入了GDP。还有些技术进步，例如让我们获得牙医服务比40年前变得轻松了许多。此类进步同样没有反映在GDP里，那我们能否用某些方法对其加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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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一是利用调查评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例如，丹尼尔·卡尼曼与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曾强调，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Kahneman and Deaton, 2013）。[3]本书第11章将详细探讨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方法之二是测算创新直接带来的经济发展，如新产品和新活动的数量，以及创新的类型等。第9章将关注绿色创新，并探讨测算与促进它的方式。最后，还有些指标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平等程度等，其中最常用的基尼系数，它反映一国收入分配距离完全平等状态有多远。我们还可以利用社会流动性指标更为动态地测算不平等状况。有关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议题，将在第5章和第10章做深入讨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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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为什么需要新的范式来解释各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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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直观：事实证明现有范式不足以解释重大趋势，破解各国的增长和财富之谜。出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理由，我们急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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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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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所谓新古典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增长过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最精炼版本由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他于1987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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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模型的简洁与优美使它成为所有经济增长课程的必然出发点。简言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生产需要资本投入，GDP增长来自资本存量增加。那么，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何处？答案是居民的储蓄，该模型假设储蓄等于产出（也就是GDP）的某个固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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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济体看起来会一切运转良好：储蓄资金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促使GDP增长，然后导致更多的储蓄和更多的资本，使GDP进一步增长，如此循环。或者说，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该经济体也能实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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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仅依靠资本投入的生产会面临收益递减现象。机器数量越多，每增加一台机器带来的GDP增幅就越少。到某个节点后，经济体就将失去动力，停止增长。索洛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说明：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然而索洛没有阐述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技术进步，尤其是刺激或抑制创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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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上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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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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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考虑都要求引入一套全新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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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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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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