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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1820—1913年对法国人均GDP的估算结果（单位:千，1990年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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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 Maddison,TheWorldEconomy,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Paris:OECD,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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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500—1820年，麦迪森利用近似法测算GDP。他采用的是登记机构留下的人口数据，这在欧洲国家尤其具有可靠性。结合某些历史事件（如战争和疾病）的影响，他对数据做了修订。至于GDP的测算则包含三种可能的情景：某些国家有部门产出数据，特别是比利时；其他一些国家没有留下此类数据，但经济状况与邻国非常相似，于是麦迪森假设法国的人均GDP增长与比利时相同；对本国和邻国都缺乏数据的最后一种情景，麦迪森只能凭经验推测，例如假设俄罗斯的人均GDP以每年0.1%的速率增长。尽管这些推测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主观性，但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都很低，各国之间可能的差异从很长时间跨度来看会被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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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元年到1500年间，对人均收入变化的测算要粗糙得多，因为麦迪森唯一能参考的只有人口数据。他知道欧洲和亚洲在公元1000年的城市化率（居住在10万人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比率），继而假设，某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提高意味着有过剩农业产出，经济中非农活动的比重因之上升。在公元元年到1000年间，欧洲的城市化率近乎为零，因此麦迪森推断，人均GDP接近生存水平，约为今天的每人每年400国际元。中国的城市化率略高，约为3%，麦迪森推测其人均GDP达到了450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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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让我们能够修订对西欧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他于2010年去世后，格罗宁根大学发起“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以延续其研究，目标是继续收集关于GDP、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数据。对1820年之后的时期，麦迪森的估计结果没有被大幅修正。对1300—1820年，麦迪森项目开展了重大的历史计量学研究。[14]但从长期看，与1820年之后的起飞相比，此前的增长依然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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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地球还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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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长河中的增长远远比不上1820年后的起飞，但此前的经济并非处于没有任何增长的永恒停滞状态。[15]凯恩斯就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表述了某种微妙的看法。他认为尽管生活水平没有陡然变化，却有上下起伏，某些时候甚至可能在几十年里让人均财富翻番。[16]富凯（Roger Fouquet）与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更近期的研究则指出，若关注1300—1820年这个时间段，会看到人均GDP或上升或下降的显著运动（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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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1300—1800年部分经济体的人均GDP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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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R. Fouquet and S. Broadberry,“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9, no. 4（2015）:227 -24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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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国家因持续的长期增长而显得出类拔萃。[17]在1350—1420年间，即文艺复兴初兴之际，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了40%，相当于70年间的年均增速为0.8%。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大瘟疫造成人口急剧下降，使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本增加，加上意大利各城市在海运贸易中的关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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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共和国在欧洲内部（弗兰德斯、法国、德国与巴尔干地区）、西方国家与东地中海以及西方国家与远东的贸易发展中扮演了尤其关键的角色。威尼斯不只负责促进产品贸易的繁荣，如香料和丝绸等，也加强了来自亚洲、埃及和拜占庭的技术引进，如纺织品生产、玻璃吹制、水稻和甘蔗种植等。威尼斯还处于制度创新的最前沿，特别是引入了新的合同类型来组织12世纪的贸易与投资。具体而言，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贸易必须有不菲的投资并承担巨大风险，如遭遇海盗、海难或延误等，但可以用极低的概率获得极丰富的财务回报。为实现可接受的风险分摊，威尼斯人发明了一种名为“联合会”（colleganza）的合同，属于最早的股份公司之一。这种制度是投资人与商人双方达成的协定，投资人为商人提供商品，商人负责运输并出售，合同提前约定好潜在利润的分配办法。此类合同让很大一部分人口能够参与国际贸易，正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达到了繁荣与权势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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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7世纪，轮到英格兰经历快速增长，其人均GDP在这个世纪中实现了翻番。1642—1660年的内战是标志王室权力转型的关键一步，在短暂的共和国体制后，决定性地迈向了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得以明确。在君主立宪制下，议会居于国王之上，使知识产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18]这一前所未闻的政治形态给创新带来了有利的环境，进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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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800年这一时段也出现了下降期。例如，意大利的人均GDP增长有过三个下降期:1450—1600年、1650—1700年以及1750—1800年。这些下滑部分源于人口增长的反弹、若干敌对城邦（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对市场的分割，以及欧洲人在15世纪末抵达美洲之后，贸易重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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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经济体在1820年之前经历过一系列增长期和下滑期，远非停滞不变。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1820年之前的时期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起飞究竟有何区别？针对这个疑问，富凯与布劳德伯利（2015）的研究分析了每个国家出现较长持续增长期的概率，其定义是在至少连续4年里维持1.5%以上的增长率（表2.2）。他们的假设是，连续4年超过1.5%的增长率对应着起飞的到来。[19]在5个世纪（1300—1799年）中，该研究考察的6个国家（英格兰/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现较长持续增长期的概率都非常低，仅1%~2%。在19世纪，此概率提高到5%，到20世纪则升至40%。于是，富凯与布劳德伯利证实了如下假说：持续经济增长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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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1300—2000年6个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或下降时期（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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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包含的国家为英格兰/大不列颠、意大利、荷兰、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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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Fouquet and S. Broadberry,“Seven Centuries of European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9, no. 4（2015）:227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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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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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对起飞的技术因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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