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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规模效应概括如下，人口密度或数量增加会使所有新产品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提升创新租金，所以人口对创新和增长具有正面效应。[23]此外，人口密度增加会促进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从而加快创新生产乃至增长。[24]那么由规模效应带来的技术进步加速是否足以让一个经济体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尔萨斯设想的世界中，技术进步的任何加速都会带来人口增长加速，也就是会导致人口爆炸，最终妨碍人均GDP的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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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逃离马尔萨斯陷阱，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杠杆，即人口转型的杠杆。简单地说，随着技术进步加速，人们必须通过更多的学习来掌握最新的技术。所以一个国家的技术越是先进，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就必须越多，以便让他们适应新的技术。[25]接下来，教育投资的必要性将影响父母在子女数量和子女教育水平之间的选择，促使他们倾向于养育数量更少、教育程度更高的后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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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口转型杠杆将缓和人均GDP增长对人口的马尔萨斯效应，从而防止人口规模效应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自动导致人口加速增长。相反，在人均GDP超出一定水平后，父母会选择更小的家庭规模，以便对子女教育做更多投资，并更多享受技术进步的收益。[27]因此，人口转型与规模效应的结合可以使一个经济体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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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历史数据似乎符合基于人口转型的这一观点：直至1870年，人均GDP的加速增长依然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加速；然而到1870年之后，人均GDP的增长却与人口增长率下降同步发生。事实上，最发达的国家恰恰成了人口增长率最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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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制度因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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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来自规模效应与人口转型相结合的观点遇到了经济史学家提出的若干实证挑战（Mokyr and Voth, 2010）。[28]首先，这批学者指出，英格兰的人口在工业革命前的1700—1750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并不存在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人口爆炸。另外，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650—1750年间增长了3.2倍，创新水平也不亚于欧洲，却没有出现增长起飞。最后，规模最大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比其他国家更强劲的增长。这些思考促使我们为起飞寻找纯技术之外的解释，即把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结合起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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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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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技术与制度的结合：乔尔·莫克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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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探讨的制度研究方法经常会提及本书第1章介绍的创造性破坏范式。它的三个基本理念是:（1）增长来自知识的逐渐累积，每个创新都要利用之前创新包含的知识，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创新需要友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对财产权利的有力保护；（3）创新将摧毁现有租金，因此需要保证新的创新企业能持续进入的竞争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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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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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历史不时出现技术创新。但与工业时代不同，这些创新是孤立、异质性的，没有带来持久的创新与增长时期。在《雅典娜的礼物》（2002）一书中，莫克尔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起飞现象。他首先命名并区分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理论知识）与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实践知识）。命题性知识意指科学知识，目的是理解自然现象。规范性知识意指技术知识，目的是促进生产。命题性知识的进步是发现，规范性知识的进步则是创新。前工业化时代的增长是基于规范性知识的进步，此时的实用技术积累并不需要使用者弄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然而从19世纪开始，工业社会开始努力理解使技术变得更有效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从关心“这如何起作用”转向“这为什么起作用”。科学思考的出现带来了认知突破，为命题性知识的总结及应用于新的领域铺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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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的同行大卫·恩考瓦（David Encaoua）在2011年所述，“这个时代搭建了从技艺（technique）主导的知识王国向应用技术（technology）主导的知识王国的通道，也就是说，走向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30]例如在化学领域，人们了解各种化合物的配方已有数百年之久，但只有当我们把化学合成的理论提炼总结出来后，才能制造出新的化合物。与之类似，显微镜的发明则给微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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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在科学与技术的这场对话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例如，数学为牛顿力学定律的概括提供了工具，后者又用来解释抛物运动，促进了弹道学的发展与新的科学发现。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是工业革命的决定性特征。但这一共同演化因何实现？莫克尔提到了三个要素，同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条原则恰好匹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让累积式创新成为可能；国家之间的竞争让创造性破坏成为可能；保护创新者的财产权利的制度得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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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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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在18世纪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要感谢平价邮政服务的兴起和印刷成本的下降。当时报纸的印数激增（表2.3），并出现了多种百科全书。[31]例如，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于1704年在伦敦出版了《技术词典》（Lexicon Technicum），被视为首部现代英语百科全书，并为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于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词典》（Cyclopa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打下基础。实际上，狄德罗（Diderot）与阿兰贝特（Alambert）最初的计划正是把这部全书翻译为法文，但后来转向了更志向远大的项目。他们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简称《百科全书》）希望把当时所知的全部知识与技巧都编纂进来，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撰稿，首卷于1751年出版。[32]这些著作的传播让技术和科学知识广为人知，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积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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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1790—1840年美国邮政局递送的信件与报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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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R. John,Spreading the News: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toMors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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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鼓励知识分享和增进的社团与俱乐部开始兴起，这推动了思想的交流。当时的情形与15世纪有了很大不同。在过去，知识被行会与同业公会等严密控制。而到了18—19世纪，真正的信息分享文化开始兴起。结果使发明家不再需要每项发明都从头起步，他们得以继承过去一切发明包含的知识财富，真正站到“巨人的肩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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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即发明家之间与各国之间的自由思想交流，对累积创新过程及后来的起飞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莫克尔坚持认为，跨越国境的“文学界”（Republic of Letters）社群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联合全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学者和文人方面产生了卓越影响。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这一文学界社群把创新者推上全欧洲的跨国舞台，给他们提供了比本国同胞更大的受众群体。在本书第10章，我们还将探讨开放性对创新过程尤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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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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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出现在欧洲的第二个制度动力是各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即便有各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或反对，创新与创造性破坏仍可以发生。在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各国需要争夺最聪明的大脑。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抵制创新的势力，被其他国家支配的恐惧却会帮助打消其他一切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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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在缺乏竞争压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老旧势力掌握着控制权。因此在1661年，康熙皇帝命令东南沿海的所有居民向内陆迁移30公里。在1663年之前，整个沿海都禁止通航。该禁令到18世纪还被时常恢复，拖延了海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统治者的行动是出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会威胁政治稳定。只有被皇帝首肯的创新才允许在中国出现。与欧洲不同，发明未被选中的中国创新者没有什么机会迁居他国。这种绝对控制的后果是，当其他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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