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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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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3.技术与制度的结合：乔尔·莫克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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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探讨的制度研究方法经常会提及本书第1章介绍的创造性破坏范式。它的三个基本理念是:（1）增长来自知识的逐渐累积，每个创新都要利用之前创新包含的知识，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创新需要友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是对财产权利的有力保护；（3）创新将摧毁现有租金，因此需要保证新的创新企业能持续进入的竞争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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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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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历史不时出现技术创新。但与工业时代不同，这些创新是孤立、异质性的，没有带来持久的创新与增长时期。在《雅典娜的礼物》（2002）一书中，莫克尔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的方式来解释起飞现象。他首先命名并区分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理论知识）与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实践知识）。命题性知识意指科学知识，目的是理解自然现象。规范性知识意指技术知识，目的是促进生产。命题性知识的进步是发现，规范性知识的进步则是创新。前工业化时代的增长是基于规范性知识的进步，此时的实用技术积累并不需要使用者弄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然而从19世纪开始，工业社会开始努力理解使技术变得更有效的基本原理，也就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人们从关心“这如何起作用”转向“这为什么起作用”。科学思考的出现带来了认知突破，为命题性知识的总结及应用于新的领域铺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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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的同行大卫·恩考瓦（David Encaoua）在2011年所述，“这个时代搭建了从技艺（technique）主导的知识王国向应用技术（technology）主导的知识王国的通道，也就是说，走向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30]例如在化学领域，人们了解各种化合物的配方已有数百年之久，但只有当我们把化学合成的理论提炼总结出来后，才能制造出新的化合物。与之类似，显微镜的发明则给微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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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在科学与技术的这场对话中扮演了特殊角色。例如，数学为牛顿力学定律的概括提供了工具，后者又用来解释抛物运动，促进了弹道学的发展与新的科学发现。科学与技术的共同演化是工业革命的决定性特征。但这一共同演化因何实现？莫克尔提到了三个要素，同创造性破坏范式的三条原则恰好匹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让累积式创新成为可能；国家之间的竞争让创造性破坏成为可能；保护创新者的财产权利的制度得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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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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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在18世纪发挥了关键作用，这要感谢平价邮政服务的兴起和印刷成本的下降。当时报纸的印数激增（表2.3），并出现了多种百科全书。[31]例如，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于1704年在伦敦出版了《技术词典》（Lexicon Technicum），被视为首部现代英语百科全书，并为伊弗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于1728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词典》（Cyclopaedia or an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打下基础。实际上，狄德罗（Diderot）与阿兰贝特（Alambert）最初的计划正是把这部全书翻译为法文，但后来转向了更志向远大的项目。他们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与手工艺大词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简称《百科全书》）希望把当时所知的全部知识与技巧都编纂进来，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撰稿，首卷于1751年出版。[32]这些著作的传播让技术和科学知识广为人知，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积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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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1790—1840年美国邮政局递送的信件与报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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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R. John,Spreading the News: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toMors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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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鼓励知识分享和增进的社团与俱乐部开始兴起，这推动了思想的交流。当时的情形与15世纪有了很大不同。在过去，知识被行会与同业公会等严密控制。而到了18—19世纪，真正的信息分享文化开始兴起。结果使发明家不再需要每项发明都从头起步，他们得以继承过去一切发明包含的知识财富，真正站到“巨人的肩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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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即发明家之间与各国之间的自由思想交流，对累积创新过程及后来的起飞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莫克尔坚持认为，跨越国境的“文学界”（Republic of Letters）社群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联合全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学者和文人方面产生了卓越影响。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这一文学界社群把创新者推上全欧洲的跨国舞台，给他们提供了比本国同胞更大的受众群体。在本书第10章，我们还将探讨开放性对创新过程尤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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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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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出现在欧洲的第二个制度动力是各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即便有各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或反对，创新与创造性破坏仍可以发生。在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各国需要争夺最聪明的大脑。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抵制创新的势力，被其他国家支配的恐惧却会帮助打消其他一切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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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在缺乏竞争压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老旧势力掌握着控制权。因此在1661年，康熙皇帝命令东南沿海的所有居民向内陆迁移30公里。在1663年之前，整个沿海都禁止通航。该禁令到18世纪还被时常恢复，拖延了海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统治者的行动是出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会威胁政治稳定。只有被皇帝首肯的创新才允许在中国出现。与欧洲不同，发明未被选中的中国创新者没有什么机会迁居他国。这种绝对控制的后果是，当其他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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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缺乏还导致了威尼斯的没落。[33]1297年，由于担心地位受到冲击，威尼斯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通过了一系列名为“封闭”（Serrata）的法律，使加入市政理事会（Maggior Consiglio）成为少数贵族家庭成员的世袭权利。自此以后，政治权力的通路受到限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家族手里，威尼斯城邦开始丧失海洋与经济强者的地位。本书第15章还会详细讨论威尼斯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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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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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是实现增长起飞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起飞首先发生在英格兰，之后才扩展至法国。技术因素对此无法提供全部解释，因为在18世纪末，英法两国达到的科学与技术水平大体相当。要知道，法国正是狄德罗用《百科全书》开创性地编纂知识体系的地方。然而，英格兰在保护财产权利方面远远领先于法国。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中取得了超越国王的地位，首次确保了财产权利不受政治干预，从而为创新注入了激励。[34]光荣革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之前，后者只是为建立对创业和创新更友好的制度创造了初始条件，真正的起步是《拿破仑法典》，直到朱尔·费里（Jules Ferry）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深刻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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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格兰在保障发明家的产权方面走到了前面，并启发欧洲其他国家朝这一方向跟进。早在1624年，英格兰《垄断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就禁止君主在商业事务中授予排他性特权。除非是“真正的首创发明人”，才可以获得为期14年的垄断发明使用权。这个措施标志着专利特许体系的制度化，后来启发了美国的创建者与法国的革命家们：美国于1790年颁布了涉及专利事务的第一部法律，法国则是在17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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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各行业都由行会保护，它们对自己的累积技术知识严格保密。这些行会极力在相应的城市建立垄断，把附近城市排斥出自己的市场，例如布鲁日与根特或者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就有此类激烈角逐。只有值得信任的学徒才能获得机会，完全掌握所在行业采用的技术。而任何泄露行会秘密的人则会遭到厄运！乔治·雷纳德（Georges Renard）这样介绍1454年的威尼斯法律：“如果一名工人把技术或工艺带到其他国家，给共和国造成危害，他将被勒令返回；若不从命，他的近亲将被监禁，以利用家庭亲情劝告他返回；如果坚持不从命，则会采取秘密措施取其性命，无论他身处何地”。[35]哈尔·范里安（2004）称15世纪的威尼斯在两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水晶玻璃与造船。水晶玻璃（又称穆拉诺玻璃）的制造工艺受到严格控制，要求生于穆拉诺岛（Murano）的任何人都永远不得离开，以防止泄密风险。类似地，也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观察威尼斯军械厂的船只建造过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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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出现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两方面的效应。首先，专利让发明家至少暂时获得了发明应用的垄断权，保护了创新租金，提供了创新动力。其次，专利又迫使发明家分享其发明所依赖的知识，让其他人能利用专利中包含的知识，开展后续创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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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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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创建，股权融资和股票交易所的兴起，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等，对推动欧洲19世纪的创新和工业起飞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金融创新激活了实体创新和风险承担，使1820年之前人类从未见过的持续稳健增长变为可能。拉詹与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引言中对此有过精彩诠释：金融市场让人们可以动员资源和资本去尝试大胆的创新理念，以此持续支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并带来经济繁荣。[38]具体而言，他们展示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如何伴随着若干金融发展指标的提升，如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股票总市值与GDP的比率，以及股权融资与固定资本投资的比率等。当然，拉詹与津加莱斯并未忽略金融的黑暗面，即无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过度膨胀和危险。在他们的专著中，一个焦点议题就是，如何识别这些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防止或者至少是约束它们的手段。在本书第12章，我们还将就创新融资的议题展开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