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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R. John,Spreading the News:The American Postal System from FranklintoMors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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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鼓励知识分享和增进的社团与俱乐部开始兴起，这推动了思想的交流。当时的情形与15世纪有了很大不同。在过去，知识被行会与同业公会等严密控制。而到了18—19世纪，真正的信息分享文化开始兴起。结果使发明家不再需要每项发明都从头起步，他们得以继承过去一切发明包含的知识财富，真正站到“巨人的肩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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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即发明家之间与各国之间的自由思想交流，对累积创新过程及后来的起飞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莫克尔坚持认为，跨越国境的“文学界”（Republic of Letters）社群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在联合全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学者和文人方面产生了卓越影响。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这一文学界社群把创新者推上全欧洲的跨国舞台，给他们提供了比本国同胞更大的受众群体。在本书第10章，我们还将探讨开放性对创新过程尤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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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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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出现在欧洲的第二个制度动力是各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即便有各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或反对，创新与创造性破坏仍可以发生。在政治上碎片化的欧洲，各国需要争夺最聪明的大脑。因此，尽管每个国家都有抵制创新的势力，被其他国家支配的恐惧却会帮助打消其他一切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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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在缺乏竞争压力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老旧势力掌握着控制权。因此在1661年，康熙皇帝命令东南沿海的所有居民向内陆迁移30公里。在1663年之前，整个沿海都禁止通航。该禁令到18世纪还被时常恢复，拖延了海外贸易的兴起。中国统治者的行动是出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会威胁政治稳定。只有被皇帝首肯的创新才允许在中国出现。与欧洲不同，发明未被选中的中国创新者没有什么机会迁居他国。这种绝对控制的后果是，当其他国家在推进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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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缺乏还导致了威尼斯的没落。[33]1297年，由于担心地位受到冲击，威尼斯最富裕和最有权势的几个家族通过了一系列名为“封闭”（Serrata）的法律，使加入市政理事会（Maggior Consiglio）成为少数贵族家庭成员的世袭权利。自此以后，政治权力的通路受到限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家族手里，威尼斯城邦开始丧失海洋与经济强者的地位。本书第15章还会详细讨论威尼斯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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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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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是实现增长起飞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起飞首先发生在英格兰，之后才扩展至法国。技术因素对此无法提供全部解释，因为在18世纪末，英法两国达到的科学与技术水平大体相当。要知道，法国正是狄德罗用《百科全书》开创性地编纂知识体系的地方。然而，英格兰在保护财产权利方面远远领先于法国。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中取得了超越国王的地位，首次确保了财产权利不受政治干预，从而为创新注入了激励。[34]光荣革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之前，后者只是为建立对创业和创新更友好的制度创造了初始条件，真正的起步是《拿破仑法典》，直到朱尔·费里（Jules Ferry）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深刻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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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格兰在保障发明家的产权方面走到了前面，并启发欧洲其他国家朝这一方向跟进。早在1624年，英格兰《垄断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就禁止君主在商业事务中授予排他性特权。除非是“真正的首创发明人”，才可以获得为期14年的垄断发明使用权。这个措施标志着专利特许体系的制度化，后来启发了美国的创建者与法国的革命家们：美国于1790年颁布了涉及专利事务的第一部法律，法国则是在17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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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各行业都由行会保护，它们对自己的累积技术知识严格保密。这些行会极力在相应的城市建立垄断，把附近城市排斥出自己的市场，例如布鲁日与根特或者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就有此类激烈角逐。只有值得信任的学徒才能获得机会，完全掌握所在行业采用的技术。而任何泄露行会秘密的人则会遭到厄运！乔治·雷纳德（Georges Renard）这样介绍1454年的威尼斯法律：“如果一名工人把技术或工艺带到其他国家，给共和国造成危害，他将被勒令返回；若不从命，他的近亲将被监禁，以利用家庭亲情劝告他返回；如果坚持不从命，则会采取秘密措施取其性命，无论他身处何地”。[35]哈尔·范里安（2004）称15世纪的威尼斯在两个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水晶玻璃与造船。水晶玻璃（又称穆拉诺玻璃）的制造工艺受到严格控制，要求生于穆拉诺岛（Murano）的任何人都永远不得离开，以防止泄密风险。类似地，也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观察威尼斯军械厂的船只建造过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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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制度的出现对创新和技术进步有两方面的效应。首先，专利让发明家至少暂时获得了发明应用的垄断权，保护了创新租金，提供了创新动力。其次，专利又迫使发明家分享其发明所依赖的知识，让其他人能利用专利中包含的知识，开展后续创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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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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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发展，如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创建，股权融资和股票交易所的兴起，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等，对推动欧洲19世纪的创新和工业起飞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金融创新激活了实体创新和风险承担，使1820年之前人类从未见过的持续稳健增长变为可能。拉詹与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引言中对此有过精彩诠释：金融市场让人们可以动员资源和资本去尝试大胆的创新理念，以此持续支撑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并带来经济繁荣。[38]具体而言，他们展示了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如何伴随着若干金融发展指标的提升，如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股票总市值与GDP的比率，以及股权融资与固定资本投资的比率等。当然，拉詹与津加莱斯并未忽略金融的黑暗面，即无监管的金融活动的过度膨胀和危险。在他们的专著中，一个焦点议题就是，如何识别这些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防止或者至少是约束它们的手段。在本书第12章，我们还将就创新融资的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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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赛夏与发明家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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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小说家像巴尔扎克在《幻灭》中那样，讲述19世纪的发明家在面临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缺乏融资机会时遭遇的磨难。该书的第三部名为《发明家的苦难》，描述了大卫·赛夏遭遇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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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夏是一位印刷商的儿子，发明了利用植物纤维造纸的工艺。这套工艺使他的生产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然而，他最直接的竞争者库安泰兄弟通过不道德却并不违法的手段获得了这套工艺的所有权，他们通过伪造签名，要求赛夏偿还其朋友吕西安（即该书的主人翁）欠下的债务，从而迫使赛夏及其印刷厂破产。库安泰兄弟掌控了局面，着手向赛夏施压，以免除债务为条件，要求把他的发明无偿且永久授予他们。虽然发明带来的收入贴现值远远超过债务额，赛夏却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接受了极端不利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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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赛夏所在的19世纪上半叶相比，这种不幸在今天的法国更不容易发生，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与专利申请的成本有关，如今这一费用约为600欧元，而在巴尔扎克写小说时，相当于赛夏的印刷厂市值的10%。其二是，赛夏这样的发明家在今天找融资（如通过银行、风险资本家、机构投资者等）要容易得多，因为有形的知识产权市场已经相当发达，可以对专利做价值评估，以之作为筹资或借款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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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卫·赛夏穿越到今天，他就能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然后从银行或风险资本家那里获得融资，以实现技术应用。银行或风险资本家将代他偿还对库安泰兄弟的欠款。或者赛夏可以选择出售自己的专利，利用这一收入来还债，同时仍能够保留富余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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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巴尔扎克的小说揭示了更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好处，与19世纪的情形相比，发明的知识产权更容易获得专利制度的保护。还有，更发达的金融体系能保护发明家免受某些债权人的挟持（特别是同时作为竞争对手的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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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莱·惠特尼与他的轧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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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一种把棉籽同棉花分离的机器。该发明于1794年3月获得了专利。然而在当时的制度下，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惠特尼为保护其发明免遭仿冒，耗尽了自己从发明中获得的全部利润，最终让他的企业在1797年破产。这位发明家决定再也不申请专利，并留下了如下名言：“一项发明可以如此值钱，以至于让发明人一无所获。”如今，伊莱·惠特尼毫无疑问能成功保护他的发明，并获得让公司继续运转的融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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