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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支持理由与协同问题有关。博尔顿与法雷尔以及罗伯的研究都指出,政府行动可以帮助解决协同问题,从而使初始固定进入成本极高的战略产业可以有新企业进入,或者加速其进入。[25]设想有一个新的潜在市场,进入成本颇高,未来的利润回报不确定,且取决于市场活跃之前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信息(如消费者的需求水平)。此时,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第一个付出固定进入成本。每家企业都希望其他企业首先承担固定成本,让自己了解相关信息,而无须承担获取信息的风险与成本。或者说,缺乏政府干预会导致“搭便车”现象,造成市场的创建被拖延甚至陷于僵局。为解决此类问题,政府可以给第一家进入的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其他企业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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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由可以解释政府干预在航空产业(波音、空中客车公司等)取得的成功,其固定成本极高,需求不确定。还可以解释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的案例,该机构于1958年设立,目的是促进突破性创新(所谓的硬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与推广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巨大的固定成本以及各类经济行为人的协同努力。[26]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帮助美国把人类送到了太空和月球,并最终催生了互联网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等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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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产业政策可以带来帮助后,我们该如何判断哪些产业部门需要政府干预?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和社会优先议题,如防止气候变化、开发可再生能源、医疗与国防等。在这些之后,他们应关注利用高技能劳动力或存在高度竞争的产业部门。有研究通过对国际微观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面向技能密集型产业的公共投资在促进生产率增长方面更为高效。[27]类似的是,基于中国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面向竞争程度更高的产业的公共投资更有助于生产率增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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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会遇到政府产业扶持的治理问题。产业扶持如果不是集中在一家企业或少数几家企业,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扶持措施应维持或强化该产业的竞争。此外,政府的产业扶持应该做定期评估,以避免没有成果的项目持续下去。政府与私人投资者提供联合融资(如通过各家开发银行),能帮助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最后一点是,给在位企业提供补贴可能妨碍更有创新力的新企业进入,形成再配置效应:补贴会让在位企业拉高技能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这点将在下文详细阐述)。所以,政府实施的产业扶持不能妨碍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并应该尽量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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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产业政策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我们需要重新设计产业政策的治理体系,使之与竞争以及更普遍的创新引领式增长更加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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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6.企业活力与补贴在位企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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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市场进入到成长、再到退出市场的生命周期与增长过程有何相互作用?对在位企业的补贴会如何影响创新型新企业的进入与成长?新冠疫情危机已证明这类问题有多么重要:一方面,各国政府必须帮助现有企业,尽量减少破产,维持就业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政府不能妨碍潜在的新企业进入市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既为现有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又不阻挠创造性破坏过程,不影响新的创新活动的进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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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1章介绍过,熊彼特模型推测创造性破坏与生产率增长之间有正向联系。至于企业活力与增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做些补充。[29]通过比较美国与法国的就业岗位在不同年限企业间的分布,我们发现,从最老的那部分企业(成立时间超过26年)在就业中的占比看,美国明显高于法国(图4.7)。这表明与法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在市场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更强。此外,创造性破坏现象在法国比在美国更剧烈。图4.8比较了法国与美国的企业退出率。无论哪个年限的企业,法国的退出率均更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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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和图4.8描绘了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在法国,即使最具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企业的成长也难以超越某个规模,这让效率较低的企业依然占据市场份额,得以生存下去。从长期看,这影响了法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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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在妨碍法国企业的成长?其中之一是创新企业缺乏融资渠道。[30]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和机构投资者都在创新融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在法国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我们将在第12章回来讨论这一点。第二个因素是规制的影响,尤其是劳动领域的规制,当企业雇员人数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就会适用。这些规制会打击靠近临界点的企业的创新。[31]那么,政府是否应该通过补贴在位企业的研发来缓解此类束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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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不同年限企业在就业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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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16, no. 4(2018)
:933 -956,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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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不同年限企业的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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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A. Bergeaud, T. Boppart and S. Bunel,“Firm Dynamics and Growth Measurement in Franc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16, no. 4(2018)
:933 -956,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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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项研究告诫我们,此类补贴有负面效应,可能挫伤效率较高的新企业的进入。[32]对现有企业提供补贴会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其成本,而成本攀升会削弱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利润,打击它们进入市场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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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再配置效应得到了更近期一项研究的印证,该研究分析了欧洲中央银行于2012年2月实施的欧元体系附加信贷申请计划(Eurosystem’s Additional Credit Claims, ACC)如何影响法国企业的活力。[33]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创立该计划的目的是防止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欧元区衰退,其基本设想如下:在欧元区,各银行可以用高质量的企业贷款作为抵押,从欧洲央行获得再融资;这些贷款将使银行获得更多的流动性;偿还贷款可能性最大的企业获得的评级为1,之后随着偿还贷款概率逐渐降低,评级依次降为2~5,接近破产的企业则评级为P;在2012年2月前,各商业银行只能以评级为4以上的企业贷款作为向欧洲央行再融资的抵押品;后来,该计划又把范围延伸到了评级为4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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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计划实施后的情形如何?第一个后果是,评级为4的企业获得的贷款,相对于评级更差的企业(特别是评级在5以下的企业)有所增加。第二个后果是,评级为4的企业的生产率增速提升,或者说,放松这些企业的贷款约束让它们得以扩大投资,特别是用于创新的投资。然而这一正面效应被再配置效应抵消了:附加信贷申请计划的实施导致评级为4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比例减少,而且受影响最显著的是之前生产率最低的企业。或者说,该计划妨碍了评级为4的企业中经营最差的企业被更高效率的新企业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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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证实的再配置效应表明,任何补贴企业的公共政策都不能只考虑对现有企业的影响,还要顾及目标产业的潜在进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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