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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测算不平等的办法是关注收入分配顶层的不平等程度。最普遍采用的顶层不平等指标是观察收入最高的1%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图5.1显示的就是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最近数十年的变化。该指标的计算方式很简单，我们从某个国家收入最高的人开始，接下来加上收入第二高的人，然后是第三高的人，直至纳入全部人口中最富有的1%群体。我们把这个群组中所有人的收入累加起来，计算其总和与该国全部劳动人口的收入总和之比率。这一比率即代表总收入中归属顶层1%群体的份额。图5.1表明，美国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呈现U形曲线的轨迹，在1980年之前下降，自那之后便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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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测算收入不平等的办法具有动态性质，它反映社会流动性的大小，即子女拥有与父母类似的收入水平的概率。子女收入水平与父母的关联度越高，一国的社会流动性就越小。图5.2显示了经合组织各国的情况，包括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横轴）与以父母和子女收入关联度测算的动态不平等（纵轴）。不出意料，北欧诸国（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在这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低水平，也就是说，它们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低，而社会流动性最高。反过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和美国）在两项指标上都处于最高水平，总体收入不平等最严重，而社会流动性最低。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不平等同动态不平等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最小平方线”——代表各点与趋势线之间距离的平方和的最小值——明显向上倾斜。这个趋势告诉我们，一国的社会流动性越高，其收入不平等会越小。[3]经济学家们借用菲茨格拉德小说中的经典人物，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美国梦然后走向幻灭的百万富翁，将其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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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近期以来，几位经济学家在非常精细的地理尺度上（通勤区）测算了社会流动性水平（Chetty、Hendren、Kline and Saez, 2014）。[4]图5.3显示了他们得到的各通勤区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对比：在社会流动性较高的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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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各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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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Miles Corak,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7, no. 3（2013）:79 -102，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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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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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4（2014）:1553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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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动态不平等（即社会流动性）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之间是否有类似的关系？根据图5.4，回答是肯定的。在美国各通勤区中，我们发现社会流动性越高，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越低。不过，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很确定：社会流动性与总体不平等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图5.4中仅为-0.190，远低于图5.3中的-0.578。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最高的通勤区大多位于加利福尼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等创新力极强的州。这个现象很自然让我们想到，创新或许是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的决定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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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社会流动性与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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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and E. Saez,“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4（2014）:1553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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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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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创新与不同类型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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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创造性破坏范式，创新驱动型增长理论的两个基本观念都对增长和不平等的关系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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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观念认为，创新来自企业家的开创性活动，其动力是获取创新租金。租金大小取决于制度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莫克尔（2005）曾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专利制度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5]创新租金让发明家们有机会在收入阶梯上攀登，加入顶层1%群体。例如史蒂夫·乔布斯创立苹果公司，比尔·盖茨创立微软公司而致富，而作为Skype软件的创始人之一，尼克拉斯·詹斯特罗姆（Niklas Zennström）也得以跻身瑞典最富有人群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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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每项创新都使创新企业提升其产品品质，超越现有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让创新者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创新还能使创新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这将进一步增加创新者的利润（相对于工资）及其收入。[6]因此创造性破坏范式推测，创新会导致顶层收入不平等加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越活跃，顶层1%群体在当地收入中的份额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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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特增长理论背后的第二个基本理念是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的创新会替代旧的技术，摧毁原先的创新者的租金。新的创新同新的市场进入者密切相关，新创新者的租金增加，同时在位企业的租金减少。Skype软件的发明家在20年前并不属于豪富阶层，创建苹果公司时的乔布斯也是后起之秀。所以，熊彼特范式的第二个推测是，创新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源泉，特别是市场新人带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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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既会提升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顶层收入不平等），又会推高社会流动性，这看似有些矛盾。不过对美国各州的比较可以发现，事实的确如此。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目前创新力最强的之一，而亚拉巴马州是最弱的之一，我们从顶层1%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看，加利福尼亚州明显高于亚拉巴马州。与此同时，就社会流动性而言，加利福尼亚州也明显高于亚拉巴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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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既会扩大顶层不平等，也会提升社会流动性，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难以仅凭逻辑去推断创新会如何影响基尼系数等更广义的不平等指标。因此，熊彼特范式的第三个推测是，创新与广义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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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创新与各种收入不平等指标的关系，数据能有何启示？若干学者通过分析美国各州1975—2010年的产出数据、专利质量和收入分配状况，发现创新确实是解释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一（Aghion、Akcigit、Bergeaud、Blundell and Hémous, 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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