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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市场份额、创新与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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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F. Lotti,“Connecting to Power: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Dynamic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October 2018），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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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论是，我们依然要关注富人群体，包括那些通过创新致富的人，因为昨天的创新者往往成为今天的保守在位者。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会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游说活动与政治关系，减少创新支出。我们如何能既奖励创新，又防止过去的创新者利用其租金阻碍竞争对手进入？我们如何能够鼓励新的史蒂夫·乔布斯的出现，同时尽可能防止他们在日后变成卡洛斯·斯利姆？依靠税收工具，对资本征收更高的税收，这样做是否足够？还是有必要寻找其他征税方式和采用其他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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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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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5.如何利用税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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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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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瑞典对税收体制做了激进改革，创立了针对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二元税制。[16]改革的两个支柱是：把最高边际税率大幅削减，从88%降至55%;引入针对资本收入的30%的单一税率。而在1991年之前，对资本收入累进征税，最高边际税率超过72%，平均税率为54%。这一税收改革伴随着瑞典人均GDP在1993年之后的显著起飞:1994—2007年，瑞典的人均财富增速达到年均3.4%，而欧元区国家和欧盟国家分别为2.4%和2.7%。此外，图5.14显示，瑞典的创新活动也同时起飞，1991年后的专利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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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实结果具有启发性，但不能证明税收改革对增长与创新有何因果效应。尤其是，1991年税收改革伴随着货币贬值以及政府体制改革，赋予了行政机构与市政当局更大的自主权，并对公共支出建立了更严格的控制。因此，我们难以把税收改革的特定效应分离出来。但无论如何，在改革生效前后，创新与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确实出现了明显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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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瑞典税收改革对不平等有影响吗？图5.15显示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略有增加，[18]图5.16则显示总体收入不平等稍有增加，但增幅不大。瑞典依旧比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葡萄牙等）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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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单位居民的专利申请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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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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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瑞典顶层1%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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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 Blanchet, L. Chancel, A. Gethin,“Why Is Europe Less Unequal Than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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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欧洲各国的基尼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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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orld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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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瑞典在1991年的税制改革伴随着增长与创新的加速，而没有使不平等显著扩大。事实上，瑞典的改革目标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经济而刺激创新，同时保留以平等收入分配和强势公共投资（尤其对教育和医疗领域）为特色的社会模式。通过这条路径，瑞典试图走向能更好地满足公平和效率双重要求的制度体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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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2 法国的资本所得税与收入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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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提到，创新和创新企业可以成为社会流动性的杠杆，政府则可以用恰当的政策措施激活这些杠杆。然而，从业已较高的初始水平上再提高资本收入税率，至少从短期看并非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有效措施。测算两个日期之间收入流动性变化的一种方法，是比较个人的“排名”变化，即人们在收入等级上所处的位置。利用个人在日期1和日期2的排名之间的相关性，计算一国所有人的相关性的平均值，就可以得到全国层面的收入流动性的逆指标。该相关性越强（其值越接近于1），这个国家的收入流动性越弱。近期一项研究显示，法国在2006—2017年的平均收入流动性较弱，个人在2017年的收入排名与2006年的排名的相关系数达到0.69。更令人惊讶的是，收入流动性在2006—2011年以及2012—2017年这两个时段几乎相同：个人在2011年和2006年的收入排名相关度为0.78，在2017年和2012年的收入排名相关度则为0.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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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法国在2011—2013年推行了若干税收改革，尤其是在2013年统一了资本所得税与工资所得税，在2012年修订了财富税纳税等级，对所得税引入45%的新税档等。这些改革激起了大量讨论，但截至目前我们尚未掌握不同收入税档的个人纳税者的申报收入变化的数据。[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