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15146
1704515147
注: x轴表示以最高边际税率纳税时的留存收入占比（百分比对数值）。如果最高边际税率为40%，则收入留存比率为60%。越靠近右侧，表示最高边际税率越低。
1704515148
1704515149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0（2016）:2930 -2981，图4A和图4B。
1704515150
1704515151
这几位学者还利用了两个自然实验。第一个是苏联解体使其科学家具有了国际流动性。图5.18显示，在苏联解体之前，其发明家的移民与税收方面的动机无关，因为政府禁止他们外迁。相反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与迁入该国的俄罗斯发明家占比之间有强烈的负相关性。俄罗斯科学家主要向税率最低的国家移民。
1704515152
1704515153
1704515154
1704515155
1704515156
图5.18 最高税率与俄罗斯发明家的百分比
1704515157
1704515158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0（2016）:2930 -2981，图6A和图6B。
1704515159
1704515160
第二个自然实验是利用美国总统里根在1986年的减税。里根把最高边际税率从50%下调至28%，在图5.19中表现为带黑点曲线的变化。这一改革对科学家迁入美国的移民行为有何影响？结果表明，外国的超级明星科学家迁入美国的数量出现显著增加（实线）。作为对比，我们利用其他发达国家的信息构建了一个反事实场景，反映美国不实施1986年减税的结果。可以看到，若没有减税，迁入美国的发明家的数量将不会有显著变化（虚线）。
1704515161
1704515162
1704515163
1704515164
1704515165
图5.19 1986年税收改革与迁入美国的外国发明家的数量
1704515166
1704515167
注:1986年税收改革措施在图中灰色区域的年份推出。超级明星发明家的标准是专利影响指数位居顶层1%的群体。
1704515168
1704515169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Baslandze and S. Stantcheva,“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0（2016）:2930 -2981，图8A。
1704515170
1704515171
在考察税收对发明家流动性的影响之后，接下来我们探讨税收对创新有何种效应。阿克西吉特及其合作者（2018）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库，包括自1920年以来申请过专利的美国发明家的详细名单、申请的专利内容，以及他们缴纳的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等信息。[23]
1704515172
1704515173
这些学者使用两种估计方法证明了税收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一种方法是利用美国各州之间的税率差，分析州税收如何影响发明家的行为。第二种方法是比较联邦税率变化对分别位于州界两侧的两个相邻县的效应。
1704515174
1704515175
两种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税收与创新有因果联系。具体而言，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发明人数量与专利引用数量下降4个百分点。公司税最高边际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专利申请数量减少6%~6.3%，发明人数量减少4.6%~5%，专利引用数量减少5.5%~6%。
1704515176
1704515177
现在来看看州层面的税收与创新的时间变化。图5.20显示了密歇根州在1967年实施2.6%的州所得税，以及在1968年将税率提高至5.6%，引起创新率（专利数量的对数值）的相应变化。我们发现创新有严重下滑。图中的虚线代表密歇根州的反事实情形，基于美国其他州的数据重建，反映密歇根州如果不改变税制的可能结果。在这一反事实场景中，我们发现创新率没有下降。如果分析发明人的数量而非专利的数量变化，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1704515178
1704515179
1704515180
1704515181
1704515182
图5.20 1967—1968年对密歇根州税收改革的案例研究
1704515183
1704515184
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J. Grigsby, T. Nicholas and S. Stantcheva,“Tax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NBER Working Paper No. 2498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September 2018），图A10。
1704515185
1704515186
这些研究证明税收对创新有负面影响。当然我们需要记住，这些分析的一个假设是公共支出（也就是公共投资）保持不变。但本书第11章和第12章将会指出，公共支出可以通过给研究和教育体系提供资金，对医疗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政策而促进创新。考虑到税收是支持此类公共投资的必要手段，我们有必要核实，政府确实把税收收入用在了支持经济增长的投资上，如教育、医疗、弹性保障和产业政策等领域，而不是拿去满足政客及与之联系密切的利益集团的需要。
1704515187
1704515188
近期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税收、创新驱动型增长与政府腐败程度的关系（Aghion、Akcigit、Cagé and Kerr, 2016）。[24]该研究利用公司税最高边际税率来测算税收负担，借助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来测算腐败程度。他们把各国分为两种类型：腐败指数高于中位数的“腐败国家”和腐败指数低于中位数的“民主国家”。在腐败国家中，税负与增长表现为负向关联，而在民主国家中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联。
1704515189
1704515190
为了更加严格地证明因果关系，这几位学者重点分析美国，比较了美国不同州的时间变化，以及州内不同县的变化。他们用被定罪的公务员或州政府雇员的数量来测算各州的腐败程度，用所得税收入来测算税负水平。[25]由此得出的第一个发现是拉弗曲线，即税负与增长之间的倒U形关系（图5.21）。在某个水平的税负之前，提高税收会加快增长，但越过临界点之后，增税的效果会适得其反。这一倒U形关系是前文论述的税收对增长的两种相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税收一方面让政府有财力进行公共投资，提升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率，因而促进增长；另一方面，税收要为筹集公共资金而拿走创新产生的部分净利润，由此打击创新。在某个税率之下，税收的正面效应超出负面效应。超出该税率后，负面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以刺激增长为由不计成本地减税并不是好的政策，过度增税同样如此。
1704515191
1704515192
1704515193
1704515194
1704515195
图5.21 税收与增长之间的倒U形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