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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鲜明案例是韩国，其政府蓄意扶持大型企业集团（财阀）的成长，以促进出口。但199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财阀的衰落，刺激新的创新企业进入，同时开辟了结构改革的通道，这使韩国在短暂下滑后重回快速增长，并且至少维持到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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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创新政策与追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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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追赶与支持前沿创新的政策分别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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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看促进前沿创新的措施。前沿创新主要来自知识经济，尤其是基础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所谓无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的确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生活水平越高，研究生教育投资对该国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就越大。[13]相反，落后国家应该优先投资于中小学教育。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图7.10显示，在更靠近技术前沿的美国各州（如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投资对生产率增速有强烈促进作用。而在相对落后的各州（如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本科教育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个州越是靠近技术前沿，研究生教育投资对当地创新的促进效果（以该州产生的专利数量测算）越突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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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前沿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竞争加剧会促使前沿企业开展创新，以超越竞争（见第4章）。[15]一个国家越富裕，前沿企业就越多，因此竞争在发达国家对增长的促进更有力。其二，前沿创新伴随着比模仿借鉴更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观念的探索带有风险，而且需要让未获成功者加快退出，以便给潜在创新者打通道路。与图7.2相似，图7.11展示了平均水平的趋同现象，但把各国做了区分。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高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弱；另一部分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低于平均水平，竞争程度较强。[16]对于各个国家的产业进入壁垒，用在该国注册新企业所需的天数来测算。图7.11a是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b是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在每个图中，较落后的国家偏向左侧，较发达的国家偏向右侧。从两幅图的对比能看到，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进入壁垒较高的国家（图7.11a）的增长率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国家（图7.11b）。然而这对最落后的国家并不成立，进入壁垒较高的落后国家的增长率没有明显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落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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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 增长与教育投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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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均1 000美元教育投资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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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L. Boustan, C. Hoxby and J. Vandenbussche,“The Causal Impact of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U. S.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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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劳均GDP、GDP增长率同竞争程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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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15, no. 5（2017）:943 -988，图5a和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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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与竞争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一个国家增长的影响，同腐败现象有着重要联系。腐败越严重，在位企业越有办法操纵政客，以削弱竞争、阻止新企业的进入。因此，我们会看到腐败对发达国家增长的束缚更为严重。如图7.12所示，事实的确如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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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劳均GDP、GPD增长率同腐败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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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15, no. 5（2017）:943 -988，图6a和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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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促进措施与金融体系的组织有关。一个国家越发达，其增长越依赖于前沿创新，此时股票市场、私募股权与风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突出。相反在重点关注模仿的落后国家，增长更依赖于银行融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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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模仿驱动型增长的促进措施。第一种措施是鼓励来自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例如，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巴西和印度等同类型国家。联合国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5岁以上人口中有78.6%完成了中等教育，巴西和印度分别为59.5%和51.6%。为实现这一教育成就，中国对中小学教育进行了长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之后又大力投资于大学本科教育。此外，中国政府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确保本国能获得这些投资中包含的技术知识。中国由此逐渐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导致本国的专利质量有大幅改进，近期在基因测序方面的进展就是明证。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心态似乎仍停留在模仿阶段，还需要努力跨越通向前沿创新的临界点（见专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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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1 基因测序：技术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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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利用近期以来机器学习领域的进展（Verluise and Bergeaud, 2019），尤其是“自动化专利图景”方法，详细考察了基因测序技术。[19]他们的方法是，把相关技术涉及的少数核心专利定义为专利“种子”，接下来借助自动化语言处理手段来“学习”这些专利种子的特定语义学特征，最后对全球专利库进行自动挖掘，以找出与专利种子有类似任务描述的发明。通过该方法，他们得以追踪某种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变化。具体来说，他们详细追踪了基因测序技术的演变。利用300项专利组成的种子，他们找到了G7国家与许多新兴国家的专利管理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9年发布的近16 000项专利。虽然要推导出国际技术传播的典型模式还为时尚早，但这一方法依然揭示了基因测序技术的若干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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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出的第一个发现是，与基因测序有关的专利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行为人手中。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这项技术近70%的专利是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第二名是中国（11%），但与美国相去甚远，随后是日本（8%）与加拿大（6%）。此外，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专利数量从21世纪初就已起飞，直至21世纪10年代该技术才扩展至中国。但自那以后，中国奋力追赶。2018年，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授予中占据了近20%的份额（图7A）。而当我们分析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的来源时，图景又有很大不同。虽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专利管理机构在整个考察期授予的专利份额合计不到3%，但这三国的国民在每年的全球专利登记中却各自占据2%~3%的份额。因此，从来源国的角度看，它们在专利登记中的表现更为突出。与之相反，中国的国民从专利起源的角度看所占的比例更低。这一对比说明，专利技术国际传播背后的运行机制或许并不完全反映本国国民掌握某种技术并拓展其前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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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基因测序有关专利的申请人的主要来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