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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 Zilibotti,“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15, no. 5（2017）:943 -988，图6a和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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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促进措施与金融体系的组织有关。一个国家越发达，其增长越依赖于前沿创新，此时股票市场、私募股权与风险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突出。相反在重点关注模仿的落后国家，增长更依赖于银行融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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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模仿驱动型增长的促进措施。第一种措施是鼓励来自先进国家的技术转移。例如，中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巴西和印度等同类型国家。联合国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5岁以上人口中有78.6%完成了中等教育，巴西和印度分别为59.5%和51.6%。为实现这一教育成就，中国对中小学教育进行了长时期的大规模投资，之后又大力投资于大学本科教育。此外，中国政府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并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确保本国能获得这些投资中包含的技术知识。中国由此逐渐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导致本国的专利质量有大幅改进，近期在基因测序方面的进展就是明证。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心态似乎仍停留在模仿阶段，还需要努力跨越通向前沿创新的临界点（见专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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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1 基因测序：技术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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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利用近期以来机器学习领域的进展（Verluise and Bergeaud, 2019），尤其是“自动化专利图景”方法，详细考察了基因测序技术。[19]他们的方法是，把相关技术涉及的少数核心专利定义为专利“种子”，接下来借助自动化语言处理手段来“学习”这些专利种子的特定语义学特征，最后对全球专利库进行自动挖掘，以找出与专利种子有类似任务描述的发明。通过该方法，他们得以追踪某种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变化。具体来说，他们详细追踪了基因测序技术的演变。利用300项专利组成的种子，他们找到了G7国家与许多新兴国家的专利管理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9年发布的近16 000项专利。虽然要推导出国际技术传播的典型模式还为时尚早，但这一方法依然揭示了基因测序技术的若干关键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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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出的第一个发现是，与基因测序有关的专利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行为人手中。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这项技术近70%的专利是由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第二名是中国（11%），但与美国相去甚远，随后是日本（8%）与加拿大（6%）。此外，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专利数量从21世纪初就已起飞，直至21世纪10年代该技术才扩展至中国。但自那以后，中国奋力追赶。2018年，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授予中占据了近20%的份额（图7A）。而当我们分析发明人与专利代理人的来源时，图景又有很大不同。虽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专利管理机构在整个考察期授予的专利份额合计不到3%，但这三国的国民在每年的全球专利登记中却各自占据2%~3%的份额。因此，从来源国的角度看，它们在专利登记中的表现更为突出。与之相反，中国的国民从专利起源的角度看所占的比例更低。这一对比说明，专利技术国际传播背后的运行机制或许并不完全反映本国国民掌握某种技术并拓展其前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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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A 基因测序有关专利的申请人的主要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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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 Verluise and A. Bergeaud,“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Technology:A New Approach and Some Fa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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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落后国家增长的第二种措施是改善资源配置。在中国大陆，投资研发的企业和不投资研发的企业有类似的增长率，而不论其初始的生产率水平如何。可是在台湾地区，投资研发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有更强劲的增长，特别是初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对比说明，中国大陆的研发投资配置现状在某些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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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模仿驱动型增长的第三种措施是提高管理技能。最优秀的经理人往往能够发现新业务和新技术，将它们引进并适应本地需求，从而领导企业成长。世界管理调查从全球大量企业样本中收集管理实践信息，显示管理实践排名最高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和瑞典紧随其后（图7.13），排名垫底的则是坦桑尼亚、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该图表明，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也是管理实践最糟糕的国家。这一相关性意味着，对改善管理实践进行投资或许能促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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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3 增长与管理实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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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orld Management Survey（April 2013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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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学家同行谢长泰与克雷诺制作了图7.14，该图描述了印度企业和美国企业的生产率分布状况（Hsieh and Klenow, 2009）。可以看到，相比美国，印度在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分布似乎更发散，低生产率企业所占的比例也高得多。[20]图7.15（即本书第1章中的图1.5）则显示了若干国家的企业平均规模与企业年限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美国企业持续成长的时间比印度企业更为长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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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印度企业（1994年）和美国企业（1997年）的生产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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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C. T. Hsieh and P. J. Klenow,“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4, no. 4（2009）:1403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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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企业员工人数与企业年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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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C. T. Hsieh and P. J. Klenow,“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9, no. 3（2014）:1035 -1084，图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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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图描述的情况对印度经济整体而言有重大启示。它们表明，印度企业（包括最具生产性和创新力的企业）的成长无法超过某个规模，这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得以存续。最终结果导致总体上更缺乏创新，印度经济的整体生产率增速被拖累。那么是哪些因素在制约印度企业的成长？原因之一或许是，在大多数印度企业，由于难以找到可靠的管理者，高管职位依然由家族内部人士担任。于是当创始人家族找不到更多有能力经营新机构的成员时，企业就会停止增长。进一步说，印度经理人市场的薄弱或许源于该国的平均教育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健全及信贷市场不完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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