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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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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2.对库兹涅茨事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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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2章曾试图解释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我们特别提到乔尔·莫克尔及其对工业创新的作用过程的分析，工业创新来自三个因素的共同推动：启蒙运动与知识传播的进步，特别是源于邮政服务的效率提高、出版业的扩展，以及由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促进的知识成果整理；产权保护的进步，特别是专利制度的兴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刺激了为超越邻国而创新，帮助在本国遭遇束缚的发明家迁移到邻国去发展。这一制度解释强调了市场的“供给侧”，也就是让创新变得更容易、成本更少的条件，但忽略了同样关键的第二个支柱，即需求和消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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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与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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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使农业和工业产出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双双下降的服务业的兴起？答案在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个方面，这一课题的主要参考来自蒂莫·波帕特（Timo Boppart, 2014）的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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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帕特分析了消费者购物组合随时间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居民家庭在农产品、制造品以及服务之间的选择。有两种力量促使消费者逐渐把更大比例的收入花费在服务消费上。从需求侧看，消费者享受到“收入效应”：随着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于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收入比重会下降。从供给侧看，则有“替代效应”的作用：农产品和制造品的生产成本比服务的生产成本下降更快。由于企业把成本节约反映到价格下调上，农产品和制造品的价格降幅就比服务更多，由此也导致居民把越来越多的支出放在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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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解释的三个经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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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帕特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经验事实。[9]第一，农产品和制造品在居民支出中的占比以稳定的速率逐渐下降（图8.11a），而且在每个五分位收入群体内部，这个事实依然成立（图8.11b）。第二，产品价格与服务价格之比也以稳定的速率逐渐下降（图8.11c）。第三，在每个时点上，贫困居民用于购买产品的支出占比均高于富裕居民（图8.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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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 三个经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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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T. Boppart,“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Kaldor Facts in a Growth Model with Relative Price Effects and Non-Gorman Preferences,”Econometrica82, no. 6（2014）:2167 -2196，图1、图4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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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示中介绍的经验事实来自美国，但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趋势。作为解释，波帕特提到了两种主要经济作用力：供给侧的鲍莫尔定律，以及需求侧的恩格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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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与鲍莫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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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鲍莫尔（1922—2017）是新古典学派美国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有丰硕研究成果，包括企业家精神与竞争。他最有名的贡献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鲍莫尔定律（Baumol’s law, 1965），或称鲍莫尔成本病（Baumol Cost Disease）。[10]为理解这一理论，我们设想有A、B两种产品，其供给随时间的增长速度并不相等，原因或许是A产品所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B产品所在产业。由于稀缺效应，供给增长较慢的B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供给增长较快的A产品而言必然会上涨。相应地，即使经济行为人（居民或企业）决定消费更多数量的A产品，他们的收入中用于B产品的份额却未必会下降，甚至可能提高，因为B产品的相对价格在上涨。换句话说，A产品的生产率增速更快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购买B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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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分析农业和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之间的关系。由于规模经济和自动化技术的作用，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率取得了极大进步。相反，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实现同等改进，因为文化、休闲、房产中介、教育和育儿等服务活动不那么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并且劳动依然是这些活动中最主要的投入。为说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弱势增长，我们可以看看艺术领域的案例：演奏舒伯特乐曲的四重奏组合。为完成这部作品演奏所需的音乐家人数，从19世纪至今没有任何改变。此外，在演奏乐曲的小提琴家身上获得的“回报”无法提高。同样，剧院演出公司在编排莎士比亚戏剧时通过削减演员人数来提高生产率的能力也有限。因此，古典音乐和戏剧中的劳动生产率基本没有提高，因为其中的人力要素投入几乎是无法削减的。[11]与此同时，为继续吸引劳动力，服务业的雇主必须使工资与产品生产部门保持同步增长。工资上涨加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服务业的生产成本相对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由于生产成本会被传递到价格上，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而言即上涨（图8.11c）。再回到舒伯特乐曲四重奏的例子上，音乐家的实际工资水平自19世纪以来大幅提高，其生产率却没有变化。由于劳动成本上涨没有被生产率提高抵消，人力要素投入又不可或缺，结果就使得演出票价持续上涨。艺术和文化产业于是染上了“鲍莫尔成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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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基于供给侧和鲍莫尔定律的这一理论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逐渐减少（图8.11a），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任意时点上，富裕居民的支出中用于产品消费的份额低于贫困居民（图8.11b）。这里我们还得求助于需求侧和恩格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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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与恩格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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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定律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1821—1896）于1857年从比利时居民家庭的行为中观察到的经验规律。[12]这一定律认为，居民家庭的收入越高，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越小。事实上，产品尤其农产品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论居民的支出规模大小，都必然包含在购物组合中。而服务的必需性质更弱，如果居民的支出未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会包含在购物组合中。因此，居民的富裕程度越高，其支出中用于必需品（如食品和服装）的比例就越小，而用于服务（如文化和旅游）的比例就越高。[13]与图8.11b类似，图8.12也描绘了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份额随收入增长而下降，这些来自法国的调查数据再度证实了恩格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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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库兹涅茨事实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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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居民支出中用于消费类产品的份额会随时间下降？一方面，鲍莫尔定律表明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跌，这应该鼓励人们购买更多产品；然而另一方面，服务价格的相对提高会自动提升居民支出中用于购买服务的份额。这两种效应中哪种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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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恩格尔定律与鲍莫尔定律结合起来，我们就能解开谜题。首先，鲍莫尔定律显示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会逐渐下降，是因为产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于服务部门。若其他条件不变，产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下降会鼓励居民购买更多产品。但产品价格下降会提升居民的购买力，或者说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这会带来收入效应。富裕程度提高后，居民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与服务。此时恩格尔定律将发挥作用，使购买力提高带来的收入效应更多地促进服务的消费。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用于服务的支出份额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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