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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工业化是不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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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经济到制造业经济,再从制造业经济到服务业经济,这一两步走的结构变革是不是所有发展过程的原型?还是说,有可能跨过工业化阶段?对目前依然处于农业经济主导阶段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关键,它们或许能够跨过工业化阶段,开辟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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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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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里,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借助加纳与韩国的比较展示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支柱的优点。[20]1960年,这两个国家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GDP水平非常接近:韩国为944美元,加纳为1 056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然而到2010年,韩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3倍,达到22 087美元,而加纳不过1 298美元,这该如何解释?[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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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韩国专注于其比较优势(即稻米生产),很可能会走上与加纳相同的道路。或者说,如果没有历届政府在60年里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积极政策,韩国或许能成为全球最高效的稻米生产国,但人均GDP不会起飞,不可能成为电子和半导体领域的世界领先国家。不过我们下文还要讲加纳,它从2010年之后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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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化有利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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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加纳与韩国的对比是否足以证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韩国的成功故事还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尤其是建立了促进技术追赶型增长的包容性制度。[22]因此,产权保护、大规模教育投资,以及利用优惠贷款、政府采购合同和出口补贴等手段扶持大型领军企业发展,或许都为韩国经济的起飞发挥了关键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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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国家为加速经济增长,更快向西方国家生活水平趋近,需要更关注制造业而非农业或服务业呢?有如下几个理由支持工业化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步骤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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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一是,与其他产业不同,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核心。具体而言,某个产业的工业化会促进上游和下游相关产业的增长。DVD生产商就是与上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会推动光驱乃至更广泛的多媒体产业的发展。牛奶加工厂则是与下游产业发生关联的案例,它可以带动冰激凌工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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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二是,工业化能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促进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又能传播到其他产业部门,包括农业和服务业等,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工业进步会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进步则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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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之间存在技术外部性,这让斯蒂格利茨及其他部分经济学家重新想到了弗雷德里希·李斯特的“教育型保护主义”(educational protectionism)观点。[23]李斯特在19世纪主张利用暂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抵御外国竞争,帮助本国的幼稚产业发展。在初期阶段保护国内工业,可以使它们在规模经济或生产率上追赶世界前沿水平。通过这种方法,工业企业能够积累利润资金,并增加知识和国内人才储备,然后外溢到国内的非工业部门。[24]该逻辑的隐含假设是其他产业部门,即农业和服务业部门,没有同样的积累知识和人才的能力,或者说,它们产生的知识没有能力充分扩展到经济中的其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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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三是,出口是强有力的增长杠杆,因为外国需求会促进本国企业成长,这些还将在第13章详细讨论。而对韩国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等国家而言,外国需求主要是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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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四是,工业化能促进制度的改善。例如,韩国财阀的发展推动了信贷体系进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购政策和出口促进政策的设立。这些制度和政策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韩国经济起飞与技术追赶,虽然如第7章所言,它们在后来变成了增长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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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业化支持者认为工业能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能带来更快的追赶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增长。尤其是,城市化使得在创建新基础设施和新制度时不仅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还能帮助经济行为人更密切地相互交往,从而促进思想交流与新理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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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引领的增长:印度的独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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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若干方面看,印度与中国这两个重量级选手的对比颇有意义。它们有着相当的体量,都经历了强劲增长,当然中国的增长率几乎达到印度的两倍:在1990—2018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速达到8.8%,印度则为4.7%(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不过,两国之间也有显著的区别,同样参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制造业在2018年的中国GDP中占41%的份额,而印度仅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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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工业化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这是不是它增长更慢的原因?有许多指标显示,印度的命运远远说不上败局已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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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伴随着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停滞不前,以及服务业的份额明显提高。这些经验发现符合如下观点,即印度目前的发展更多依赖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下面两个图示能为此提供佐证。图8.14让我们能看到分地区的发展情况,印度各地区被根据人均GDP水平划分为四类,第一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低的地区(Q1)……第四个四分位组对应人均GDP最高的地区(Q4)。该图显示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部门就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份额从1987年(图8.14a)到2011年(图8.14b)的变化。在这两个时期中,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之间的大部分差异都源自服务业。另外,1987年与2011年之间的对比表明,服务业在后期已成为最富裕地区的主导产业,而它们在1987年时还是农业占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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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研究显示人均GDP增长率与服务业占GDP份额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这应该如何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恩格尔定律加上创新因素。生活水平随发展进程提高,这会带来对服务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服务业扩张。服务市场的规模扩张则会提高服务业创新的潜在租金。因此,服务业的创新会加速,进而刺激该地区的人均GDP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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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尽管我们依然要肯定工业化的优点,但不应该忽视服务业同样能够成为增长的潜在杠杆。如果有更多实证研究证明这个结论,则对于许多依然由农业主导但希望不必经历密集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来说,将看到另一条出路。从环境保护的立场看,这个结果也更加有利,因为工业化的推进会给全球气候变暖带来影响:事实上目前的测算显示,如果把交通运输排除在外,则全球范围内服务业产生的二氧化碳仅为制造业的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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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印度不同产业部门在就业中的份额与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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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T. Fan, M. Peters and F. Zilibotti, “Service-Led or Service-Biased Growth?Equilibrium Development Accounting across Indian Distric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Augus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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